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存稿第八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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存稿第八辑
上海工商界星五聚餐会的缘起及其提倡国货的活动
陈醒吾

  上海中国国货公司由于规模较大,货品比较齐全,售价比较合理,加上当时人们爱国热情高涨,爱用国货,因而生意十分兴隆。这时不但工厂生产得到发展,银行资金可以充分利用,想用国货的群众也感到方便。这些情况有力地说明:生产、金融、销售三方面合作是推销国货的好办法,产销协会决定把这种方式向全国大中城市推广。但考虑到这个计划的涉及面更广,工作量很大,要有专门的办事机构。为此,产销协会于1934年1月发动机联会全体会员工厂,并征得中国银行和新华银行的同意与支持,设立了“中国国货公司介绍所全国联合办事处”(简称国货联办处,后来因为各地国货公司成立,介绍所取消)。

  (五)国货联办处成立时,王性尧为主任兼管理股股长,陆乾惕为副主任兼供销股股长,中国银行虹口分行经理王振芳兼财务股股长,国货联办处成立不久因业务发展很快,管理工作繁重,王性尧无暇兼顾,改由我任管理股长。

  我接任管理股长后立即拟订各地筹组中国国货公司组织章程,向南京当局登记:“中国国货公司”是专用名称,凡未经国货联办处审定合作的商店不能使用“中国国货公司”这个名称,与国货联办处合作的公司必须按章程规定组织为股份有限公司,它的董事名额必须是国货联办处占过半数。例如,广州中国国货公司董事共15名,曹冠英为董事长,国货联办处董事占8名,中国银行广州分行经理陈玉潜和陈醒吾均为董事,董事会开会时由陈玉潜、陈醒吾两人代表上海其他6名董事出席会议。又如,广州湾中国国货公司董事11名,陈学谈为董事长,中国银行广州湾分行经理赵英初和陈醒吾均为董事,董事会开会时由赵英初、陈醒吾两人代表上海其他四名董事出席会议。另外,各地中国国货公司的副经理和会计主任均由国货联办处选派。这是因为组织章程规定:国货联办处按照各地中国国货公司的资本总额,以3倍价值的货物通过中国银行押汇给各公司寄售,售出前的货物所有权属于银行和国货联办处共有,而不是各地国货公司的财产(各地国货公司以自有资金购进的货物不属此范围),因此,国货联办处需要派人员在场料理有关事宜。由于这种业务关系,当时各地中国国货公司和它的仓库都挂上一个“中国银行仓库”的小牌子,就是因为上述那些寄售货品是由中国银行押汇的,要以中国银行名义投买保险的原故。

  国货联办处其实是一个“分产联销”的办事机构,它本身没有资金,不是独立核算的经济实体,以收取手续费来支付办事人员的报酬以及各项费用。

  各地国货公司的上海方面董事名额,都是上海一些工厂的经理人,各地中国银行经理以及一些与国货联办处有特殊关系的人(例如我就是联办处的管理股股长,又是机联会的老委员)。在双方没有发生争议时,上海方面的名额可以说是形同虚设,但遇到涉及利害关系时,上海方面因占有过半数的名额,便可以左右决策。

  (六)各地国货公司为了互通讯息,交流经验,都仿照上海机联会的做法,在当地组织星五聚餐会(广州湾中国国货公司因当地是战时物资转运枢纽,流动性大,没有组织聚餐会),由公司的经理负责联系召集,聚餐费用由参加者分担。在抗日战争期间,以香港中国国货公司经理胡仕澄主持的星五聚餐会最为活跃,参加的有时达100多人。

  星五聚餐会的话题主要是交流有关业务讯息,但有时也关心时局动向。例如,桂林中国国货公司的聚餐会在1944年5月,日军进攻衡阳,形势很紧张时,就曾议论过在桂林的工厂要不要作好疏散准备的问题,并以“迁桂工厂联合会”的名义向桂林行营主任李济深请示。后来接到行营电话,要我们立刻组织疏散委员会,部署疏散工作,这就是1944年桂林疏散委员会设立的由来(详细情况请参阅全国政协文史资料第49辑)。

国货联办处的成绩和挫折

  国货联办处从1934年1月开始到1935年底短短的两年期内,在各地开设的中国国货公司计有:上海、南京、武汉、郑州、长沙、温州、镇江、济南、徐州、嘉兴、西安、昆明、福州、汕头、香港、广州、贵阳、重庆、成都、桂林、广州湾(即现湛江)以及新加坡等地方共22家。其中,嘉兴国货公司所在地嘉兴是旅游风景区,当地的购买力不弱。但该公司经营管理不善,加上嘉兴地处沪杭铁路中间,与沪杭两地相距均仅几十公里,大宗生意多趋向沪杭,小生意则收入有限,因此开业不到一年就亏本过半不能维持。我代表国货联办处去办理结束,遣散职工,把全部寄售货物清点运回上海各厂。这是唯一的因亏本而歇业的国货公司。据我所知,各地开设的国货公司绝大部份都是因为当地被日军攻占而不得不结束的。到抗日战争结束时,仍然继续经营的国货公司还有贵阳、昆明、重庆、成都、香港五家。它们的内部组织可能有些改变,但星五聚餐会这种活动仍然继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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