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存稿第八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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存稿第八辑
上海工商界星五聚餐会的缘起及其提倡国货的活动
陈醒吾

星五聚餐会发起组织的经过

  机联会有一次在大会之后,有部份委员尚未离场,其中有中国化学工业社总经理方液仙、美亚织绸厂总经理蔡星白、新民机器厂经理胡厥文、华生电器厂经理叶友才、中华珐琅厂经理方剑阁、灵生油墨厂经理陈醒吾和另外几个委员。当时大家都感到会场气氛不好,主要是无法解决对日本货倾销的问题。但由于事前没有准备,问题又很复杂,一时谈不出具体的意见和办法。后来,方液仙提议搞一个聚餐会,使大家多一些机会接触,逐步深入议论,希望可以从中谈出一些办法来。大家赞成这个意见,议定每个月最后的一个星期五共叙晚餐。后来征求得机联会的全部执行委员和监察委员约共25人都参加。当时有一位委员表示愿做第一次东道主请客(现已忘记他的姓名),其他的委员都赞成按年龄从少到老顺序当东道主。至于聚餐的地点、方式和丰俭都由做东的决定,不拘一格。

  以上就是机联会委员发起组织星五聚餐会的经过。有一篇文史资料说:“星五聚餐会是张公权在1932年发起组织的。”但以我所知,当时中国银行总经理张公权不是机联会会员,不会参加初组成的星五聚餐会。他是在中华国货产销合作协会成立之后,星五聚餐会扩大为产供销联合组织活动时才参加的。那么,星五聚餐会究竟始于何时呢?由于距今已将60年,确切年份已记忆不清,但有两件事似乎可以说明情况。

  (一)1931年“九一八”事变前夕,上海市民对日军即将以武力侵略东北的消息已广泛传播,而南京当局决心退让以求苟安的决策亦已路人皆知,爱国同胞对此无不义愤填膺。当时星五聚餐会有人(现已忘记他的姓名)知道中华职业教育社负责人黄炎培同当时驻守东北的汤玉麟将军有交情。在征得黄的同意后,星五聚餐会一班人(我也有参加)到上海法租界环龙路44号中华职业教育社,同黄炎培及该社另一位负责人潘仰尧等交换意见,讨论如何说服汤玉麟不顾南京当局的不抵抗政策,奋起抗战。经过讨论,公推黄炎培代表上海实业界赴东北与汤会面,如汤将军答应抵抗侵略,则上海实业界愿全力支援,以财力物力供应作战需要。但由于我们这一行动太迟,在黄炎培到达东北后仅几天,沈阳就被日军攻占。东北失陷后约一个月黄炎培才返抵上海,据称他一到沈阳就向汤玉麟说明来意,而汤则奉南京当局不抵抗指示,他无能为力作答。后经黄动以民族大义并表明上海实业界誓为后盾,汤始答允如日军进攻就尽力抵抗。但由于汤军事前没有准备,对日军迅速发动的进攻措手不及,几天之内沈阳就沦陷于敌手。据黄炎培说,他险些被日军俘虏,历尽不少艰险才能回到上海。

  (二)1932年1月28日晚上9时左右,淞沪战争爆发,蔡廷锴将军统率的十九路军奋起抗战。上海市民痛恨日军侵略,有组织地进行支援前线工作。当时天气寒冷,前方将士急需御寒衣物,在“十九路军需要什么就供应什么”的号召下,几天之内就征集到大批寒衣及其他物资送往前线,使军威为之大振。星五聚餐会同仁同仇敌忾,通过各自的关系,征求得一些有信用的单位作为征集物资和与十九路军联络的地点共十余处之多。我则通过灵生油墨厂老板欧伟国(上海商业储蓄银行襄理)征得该银行经理陈光甫同意,在该银行设立接收物资和通讯点,做了一些工作。

  由于南京当局消极抗日,十九路军孤军对敌,处境十分困难,在不得已全面撤退之前十天左右,欧伟国通知我,十九路军急需小铁罐10万个(像普通炼奶罐那样大小,用来造小型炸弹埋放在淞沪铁路沿线阻击日军),要求两天内备足。当时我想到灵生油墨厂和中国油墨厂的油墨罐以及振华油漆厂和永固油漆厂的磁漆罐基本符合要求,四间厂的存罐合计也可以够10万个之数。但这四间厂都在前线铁路附近,我们不可能去取。后与军方商定:由十九路军保护,派普通货车(不用军车),趁战火间歇时开到工厂,我们派人随车引路到厂提取铁罐,如形势许可则允许厂方顺便运走自己的机器物资。我就是趁这个机会带人到灵生油墨厂取铁罐,并将厂的主要机器设备抢运离开闸北地区的。

  上述两件事似乎可以说明:星五聚餐会不是在1932年,而是在1931年“九一八”事变之前就已经组成,并且有它自己的活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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