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存稿第八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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存稿第八辑
上海工商界星五聚餐会的缘起及其提倡国货的活动
陈醒吾

  不久前,我看到上海文史资料第76辑刊载《上海市工商业提倡国货工作22年的回忆》一文,联想到当年人们为什么要致力于提倡国货工作,它的起因和经过怎样,有没有收到效果等一系列问题似值得一谈。现将我所知的一些情况忆述如下:

上海工商界星五聚餐会的时代背景

  1918年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中国是协约国的成员国,作为“战胜国”之一,理应得到一些胜利果实。但日本借口“凡尔赛”和约明文规定将德国在山东的权利全部让给日本,强行霸占我国领土青岛,不肯归还。从而继逼签“二十一条”事件之后,又一次激起中国人民的极大愤概,在全国范围内掀起抵制日货的浪潮。

  在香港,当时主要是由学生发起组织十人团,进行宣传抵制日本货的活动。所谓十人团是以十人为一小组,要求每个组员联系亲友十人又为一团,以抵制日货为宗旨。香港的先施、永安、大新三间大百货公司由于销售日本货较多,被群众称之为“亡国公司”。当时我是先施公司文具部售货员,也参加了十人团的活动。我们的做法:一是尽可能不将日本货陈列在当眼处;二是不介绍日本货给顾客,并劝说顾客不要购买日货;三是劝说部长不再购进日货。这次抵制日货活动是公开的,全港规模的;但在先施、永安、大新三公司来说则是秘密的。我们每周定期在上班前到兵头花园开会交换消息,以速记法作记录。先施公司的十人团以电器部的许白同为团长,我是副团长。这次活动持续了几个月。由于香港政府的干涉,公司内部的上层人物亦持亲日态度,他们掌握经营权,继续购进日货,既然购进就一定要售出,所以十人团的活动不久就无形取消了。

  随后几年,“五·卅惨案”、“香港大罢工”和“沙基惨案”相继发生,进一步激化了帝国主义同中华民族的矛盾,长期压抑在中国人民胸中的反抗怒火,象火山一样迸发出来,反帝爱国风暴席卷中国大地。当时的中国市场日货充斥,抵制日货是抗日斗争的一个重要手段。工商界人士激于爱国热情,同时也为了自己的生存,同各界群众一起投身斗争行列,这就是星五聚餐会缘起及其提倡国货活动的时代背景。

抗日战争前上海工业公会简况

  日本侵华首先是占领东北,其次是摧毁上海的工业基础。上海是我国轻纺工业比较发达的地区。抗战前上海厂商公会的组织有两个,一个叫做上海国货工厂联合会(简称厂商会),另一个叫做上海机制国货工厂联合会(简称机联会)。前者是由若干大厂如天厨味精厂、益丰搪瓷厂、家庭化学工业社等为主,包括很多小手工作坊组成的。由于工厂大小悬殊,会务实际上由大厂操纵,会员之间不大团结。后者则以使用机器生产制品为主的方能参加,而且每一类主要产品只可以选择一间工厂为会员,因此有些虽然是用机器生产的大厂,如天厨、益丰等也不能参加。机联会的组织比较健全,每月出版一本会刊,宣传介绍各厂产品,会务活动较多。但在旧社会,同业公会的集体活动主要是应付政府征税和摊销公债。在机联会来说,由于它的组织章程规定每个会员的主要产品都不相同,所以会员之间对生产、销售有关的利害问题也不尽相同,话题很难一致。唯有关于日本货大量倾销,对许多工厂都有切身关系,是大家感到很难解决,但又必须认真考虑如何应付的重大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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