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存稿第二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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存稿第二辑
国民党军阀余汉谋二三事
雷秀民

  余汉谋,别号握奇,籍贯广东高要,1894年8月16日出生于官僚地主家庭,兄弟姐妹十多人,他排行第九,俗称为“大头九”。其父历任广东地方县政府职员,掌管文书。余青年时入黄埔陆军小学,武汉陆军中学,保定陆军军官学校第六期步兵科肄业。1919年,分配在北洋军阀孙传芳部历任见习官、排长、连长等职务。1923年回粤投靠国民党军阀李济深,历任营、团、旅、师、军长等职务。余是广东地方部队一个派系的头子。共有三个妻子,大妻子是上官德贤,(军阀上官云相的胞妹,余与上官云相是保定军校同期同队同学,彼此友善,上官云相介绍其妹与余结婚。)二妻子黎××(已去世),三妻子甄××,都是家庭妇女,从未参加社会活动。子女四人,大子二女大妻所生,三子四女二妻所生。大子余梅生1946年进入上海交通大学机械系肄业。1947年春上海大专院校学生在共产党地下组织领导下,举行反饥饿反迫害反内战的示威游行,遭上海反动军警镇压,严禁乘火车往南京。余梅生自告奋勇要驾驶火车头,开火车去南京,后被制止。余汉谋得知这个消息后,深恐余梅生受进步思想影响,靠拢共产党,遂于当年7月间从浙江衢州(是时任衢州绥靖公署主任)赶来上海,住在我处(这时我任整编152旅少将旅长,驻扎上海),对余梅生灌输反共思想,并于8月间把他送去美国留学。余认为其子过美国资产阶级生活,享受好就不会信仰共产主义了。后其一子两女也先后留美。余身躯肥胖不少人背后称“肥佬”。他对同僚较平易近人,对下级官兵关系虽有官架,遇非涉及个人利害之事,能容忍克制,故很少得罪人。用人唯亲,以跟随他历史渊源深浅为标准。余向不注意部队纪律,对部属纵容,迁就。酷爱打麻将,嗜好烟酒,醉后多言。他无论私人闲谈或公开讲演,总是咒骂共产党“杀人放火,无恶不作”,煽动反共情绪,认为“共产主义不适合于中国国情,中国只有大贫小贫,根本无阶级之分,共产党制造阶级斗争,在农村打土豪,分田地,乱打乱杀,造成农村萧条景象。”在抗日战争时期,经常漫骂“共产党部队不服从蒋介石命令,游而不击,抗日为名,扩大实力为实,称兵作乱,破坏抗战”。余认为“皖南事变”,就是对共产党的惩罚,大肆宣扬一个党,一个主义,一个领袖的该谬论。他虽受蒋亲信陈诚的排斥,但仍劝勉部属拥蒋反共要为蒋争光。他对于弃暗投明,回到人民怀抱的起义人员污蔑为投降分子,变节分子,是奇耻大辱。总之,他所言所行,表明他是个反共顽固派。

  

  余汉谋任第一集团军(总司令陈济棠)第一军军长兼赣南绥靖司令期间的反共反人民的罪行,仅就我所知略述如下:

  赣南地区毗邻中央苏区,革命形势蓬勃发展,当年崇义、上犹等县打土豪、分田地闹得热火朝天。陈济棠为了配合蒋介石对中央苏区“围剿”,并保卫广东地盘的安全,乃于1931年冬派余汉谋率该军(第1师长李振球,第2师长叶肇,第3师长张瑞贵)另配属独立第2旅(旅长陈章)开驻赣南各县,担任“绥靖”工作,并由江西省主席兼绥靖主任熊式辉委派余为赣南绥靖司令,指挥崇义、上犹、赣县、南康、大庾、信丰、安远、就南、虞南、定南、寻乌等11县,统一领导党、政、军、三位一体。当年陈济棠割据广东,联桂反蒋,拒不上缴广东地区一切税收,虽与蒋矛盾重重,但在反共反人民的前提下,他们立场是一致的。当时全国币值不统一,广东地区使用小洋(双毫),江西使用大洋,大洋与小洋的比值为大洋一元兑小洋1元2毫5分。余汉谋部队在广东地区驻防时原发给小洋,自开驻赣南后,改发给大洋,差额由蒋介石补贴。

  余汉谋部队入赣之初,部队驻防情况是:第1师分驻赣县、信丰一带;第2师分驻上犹、崇义一带;第3师分驻安运、寻乌一带;独立第2旅分驻大庾、南雄一带。担任维护主要交通线,扫荡共产党地方组织和地方武装力量,协助地方政权恢复保甲制度,推行联保连坐法,突击检查户口,审讯可疑者,采用严刑拷打,逼供信的法西斯手段,掩护还乡团反攻倒算。被杀害的共产党地方干部不少,拥护共产党的农民被迫回乡登记自新者也不少,白色恐怖笼罩着赣南。为了配合蒋对中央苏区进行经济封锁,饬令各部队协同地方伪政府在赣南各地通往苏区的交通要道设立检查站,严禁粮、油、盐、煤油、火柴、西药、布匹等日常生活必需品运入中央苏区,违反者一律以“通匪”论处。轻者没收商品,重者拘留判刑,以致中央苏区上述物品缺乏,特别食盐奇缺,物价高涨,影响苏区军民生活很大。为了摧毁共产党在赣南的老根据地,余还饬令各地筹集经费,征用民工,修筑公路,架设电话网。公路干线由赣县经大庾至南雄,与广东公路相连,支线由赣县经信丰至安运、由信丰至南康,改变赣南山区交通不便的状况。县与县间,乡与乡间,都架有电话线,互相联络,以便于围攻共产党地方组织。为了加强地方反共武装力量,饬令各地方政府巧立名目,增加捐税;筹集反共部队粮饷。赣南绥靖司令部建立警备第1、第2团。各县建立“铲共队”,并购置武器,致使人民负担沉重,怨声载道。由于蒋进攻中央苏区节节失败,蒋军张辉赞师全军覆灭,张本人也被击毙,余汉谋及属下各级军官无不闻风丧胆,怕重蹈张辉赞覆辙。所谓“扫荡”,只能是日间在交通线附近活动,一般不敢夜间活动,更不敢深入山区。士兵们终日提心吊胆,怕受红军游击队伏击,每到一地,必步步为营,构筑防御工事。师长叶肇每逢随军活动,身上必佩驳壳枪,营级以上军官,均不敢乘马行军,原因有二:一是怕被打死,二是怕当俘虏。1932年冬,红军某部以一部佯攻大庾城,主力则埋伏南雄水口附近打援,结果独立第二旅陈章部队第四师张枚新部队遭到截击,双方激战一昼夜,陈张两部伤亡惨重。余汉谋被围困大庾城,吓得心惊胆战,扬言要跳水自杀,对其侍从副官刘思时立下遗嘱:“大庾城一若被红军攻破,望你到大庾城内的水塘中收拾我的尸体,右手捆扎白布带标志的,就是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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