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州文史
全文检索:
首页 文史资讯 广州文史 党团史料 多媒体文史馆 专题文史 文史争鸣 区县文史 工作学习园地 辛亥革命
·清末甲午年间 岭南抗击鼠疫
·讲述百年前“黄金地段”的故事
·赏精美外销画 品传统“广州年”
·岳飞后代在广东的日子
·惊动乾隆的“休斯夫人”号礼炮伤人案
·古朴青砖藏匠心 盖成大屋好典雅
·烤生蚝住蚝屋已有千年历史
·贝壳细细磨 嵌成明瓦窗
·清代广州外销画定格过的行当
·广州描金漆器被誉“东方珍宝”
·艳阳天正好 阿哥割漆忙
·民国时期广州人怎样记账
·堪称全国之冠的广东动物舞
·广州的“苏联成就展”都展些什么?
·南宋广州的乡饮规矩
更多>> 
羊城掌故
三水郑家与广州黄大仙祠的兴衰
陈晓平(广州/学者)

  九龙黄大仙祠为香港民间信仰的突出代表,名动海内外。黄大仙祠起源于1897年广州番禺大岭村普济坛、1899年建成的芳村花地黄大仙祠。正是在1899-1913年间,广州黄大仙祠“香火极盛,倾动一时”,成功塑造了黄大仙“有求必应”的灵验形象,才有了后来在香港的辉煌。1913年广州黄大仙祠改作他用,这15年间的历史也逐渐模糊,其间三水郑家的贡献也湮没无闻。 

1916年的广州黄大仙祠建筑。 资料图片 

  花地黄大仙祠 

  香港黄大仙祠供奉赤松子(皇初平、黄初平),将起源追溯到晋代的浙江金华,但严格来说,从1897年番禺普济坛算起,岭南黄大仙信仰只有122年历史。 

  花地黄大仙祠建成后不久,普济坛道侣梁仁庵回到老家南海西樵稔岗设立普庆坛。1915年,梁仁庵恭奉黄大仙画像南下香港,1921年在九龙建成“啬色园”,后发展成闻名遐迩的黄大仙祠。 

  香港黄大仙祠兴旺发达之后,对道统进行追述,承认番禺大岭村塾师陈启东的首创之功,也大力表彰梁仁庵父子家族的中兴业绩,唯对三水郑润煇、郑润深兄弟的贡献不着一字。 

  2006年,香港啬色园出版《香江显迹——啬色园历史与黄大仙信仰》,详尽记录了岭南黄大仙信仰的方方面面。遗憾的是,三水郑氏兄弟在书中只出现过一次。该书征引普济坛《惊迷梦》第三集一篇1899年由“悟虚道者”郑润深所写的序言,称:“……业二年于兹矣,然而化不限一隅,众惟期共济,爰于是年春,改建观于城西之花埭。”(《香江显迹》第20-21页)。这篇序文由郑润深执笔,揭示出他是广州黄大仙祠核心人物。 

  1901年签订《辛丑条约》以后,清廷开始实行新政。新政的一项重要内容为兴办新式学堂,然而政府财力捉襟见肘,不得已借鉴康有为、张之洞提出的思路,实行“庙产兴学”,将庙宇祠观改为学堂,把庙产拨充办学经费。 

  1903年,岑春煊出任两广总督。岑春煊在倾向维新,到任后,大力实施毁庙兴学方针。时有芳村本地绅士郭泽乾,光绪四年举人,看到这是一个办学良机,向岑春煊提议:“花地黄大仙祠积存捐款颇多,拟拨充学堂经费,藉资作育人才。”黄大仙祠神董郑润煇迫于压力,将账册缴呈给番禺县令审阅。不久,番禺县令批复:“本案现奉学务处委员来县会同传讯查办。”(1904年2月6日《香港华字日报》) 

  至此,郑润煇、郑润深两人在广州黄大仙祠中的重要性,已初步呈现出来。这两兄弟,乃是广东水师提督郑绍忠之子。 

  三水郑家 

  晚清广东洪兵起义的叛徒郑绍忠(1834-1896),原名郑金,绰号“大口金”,广东三水人,长身广膊,孔武有力,据说嘴巴极大,可塞得进拳头。咸丰年间,郑金加入洪兵起义中的陈金釭队伍,因骁勇善战,迅速成为起义军重要将领。1863年清兵攻陷起义军根据地,陈金釭被杀,据记载,是由于郑金的出卖;郑金降清,改名郑绍忠,所部改编为“安勇”。郑绍忠率领安勇,参加了镇压太平军馀部的多次战役,平定两广地方“盗匪”,迭立战功,1867年升南韶连镇总兵,历迁广东陆路提督、湖南提督,1891年任广东水师提督,1895年赏加尚书衔。1880年,因广州治安不靖,两广总督张树声奏请以郑绍忠所部常驻省城,再增募二千人,从此到清末设立警察为止,省城治安主要由“安勇”负责。 

  1896年,郑绍忠去世,两广总督谭锺麟上奏:“遵查故提督郑绍忠有子四人。长润煇,应承正二品荫生;次润深,应承从一品荫生,均未入京考荫;三附生润梁;四润濓。孙五人:应韬、应麟、应元、应燊、应奎,均幼。”(1896年7月28日《申报》)接着,朝廷颁发上谕,长子郑润煇“着赏给员外郎,分部行走。”员外郎为从五品京官,相当于部委副司局级,在地方上威风赫赫。次子郑润深随后也取得道员职衔。 

  花地是广州后花园,园林遍布,广植奇花异卉,从城区坐船过来十分便捷,因而成为官员、文人、富商、洋人的度假胜地。郑润煇兄弟定居省城,饶于资财,拥有官衔,可与官场打交道,由他们出面筹款兴建花地黄大仙祠,比之大岭村塾师陈启东来说,有着无法比拟的优势。 

  1904年,当时的报刊曾这样描述:“广州花埭有黄大仙庙,其神祀黄石公,乃数年前好事者所建,香火极盛,倾动一时,乡曲小民往往有扶老携幼走数百里路来祈福者,是以庙产极丰,庙中执役之人皆成小康。”(《大陆报》1904年第2期)所说奉祀“黄石公”有误,其它的看来都比较真实。 

  普济坛《惊迷梦》第四集记载,花地建祠出力最多的果勇子卢桂郁,为三水禄步龙坡人。另据《移民的神祗:香港黄大仙》一书作者罗斯教授调查,西樵稔岗黄大仙祠兴建时,也有一笔大额捐款来自三水县的某个有钱人。这一切,都令人联想到三水郑氏兄弟,原因无他,晚清时期郑氏家族就是三水县的最大豪绅,他们兄弟出面号召,其他三水绅商积极跟进,花地、稔岗黄大仙祠自然容易筹集到资金。 

  郑氏兄弟虔信神仙,似乎是受到乃父的影响。郑绍忠在刀枪丛中讨生活,生死常在毫发之间,1894年他在故乡三水大旗头村营建规模宏大的“尚书第”,内设“大仙楼”,祀奉不知名的“大仙”,因他打仗多年,曾几次遇白发老人指路,得以化险为夷,遇难呈祥。(中山大学中文系《三水县大旗头村郑金地主庄园调查》,1974年5月《中山大学学报》) 

  善堂与学堂 

  1903年起,两广总督岑春煊掀起一场大规模的反贪风暴,参劾大小数千名官员,阖省官员重足而立,郑氏兄弟在岑春煊高压政策之下也锋芒尽敛。1904年2月初岑春煊命番禺县令吕道象、两广学务处委员刘士骥前来查办,他们也只好乖乖配合。 

  吕道象、刘士骥当月下来调查,发现黄大仙祠居中建筑供奉黄大仙,左侧建筑为善庆善堂,用来赠医施药,右边空地则准备兴建“蒙养学堂”(小学)。经了解,仙祠历年收存捐款及香油钱等有三万多两,除用于建筑费及举办慈善事业外,尚结存六千多两,若要建设学堂,这笔款子仍然不够,需要继续募捐。 

  不久,郑润煇领衔报告,善庆善堂经已经办理立案手续,先后办理施医药、讲善书、设立救生船等多种善举,并解释说:供奉黄大仙的缘故,乃是前一段时疫流行,虔诚祈祷之后,疫情渐退,颇著灵验,故而树立神像答谢神恩;至于学堂的筹建,等新楼建成后,按学堂章程办理,请学务处提供学堂建筑图纸;学堂落成后,“将来聘教习、订课程、定学级、收学生各事,均请由学务处主持。”当时的报纸在发布报道后评论道:“学务处以兴学为禁革黄大仙祠之谋,黄大仙即以兴学为搪塞学务处之计。”(1904年2月22日《安雅书局世说编》“黄大仙祠禀复学务处”) 

  由两份报道可知,当时以黄大仙祠、善庆善堂负责人身份出面与官府打交道的,一直是郑润煇。为应对新政压力,黄大仙祠设立善堂、主动提议兴办学堂,是十分巧妙的策略,第一是把黄大仙祠塑造成公益慈善机构,第二是兴办学堂以适应新形势,避免被没收的命运。就在下一年,岑春煊抓住一个机会,将历史悠久的西关长寿寺全部变卖筹措学费,为当时十分轰动的事件。郑润煇的应对尚算机敏,成功逃过一劫。善庆学堂成立后正常招生。到1907年,该校学生经学务处安排转学到东关学堂,善庆学堂随之空置。 

  内讧与结束 

  1912年3月,同盟会员陈景华出任广东警察厅长。适有一婢女到警厅投诉遭主人虐待,经医生验伤发现浑身伤痕累累。陈景华大发善心,发愿保护众多受虐婢女,并培训其谋生技能,遂将空置的善庆学堂改为广东女子教育院,聘请真光学校教师梁慕贞担任院长。 

  是时,省城内外,孤苦无依的女童、逃亡婢女甚多,陈景华尽量收容,不久教育院的学生总数竟达到400多人,其中幼龄女童100多人,房舍已不够用。陈景华向黄大仙祠主事人提出,租用仙祠后楼为女生寝室,被神董所拒绝。不久,“仙祠执事以数目内讧,诉诸警厅”(梁冰弦《青衣红泪记》,载1917年《天荒》第一期)。 

  陈景华趁此机会,利用警权将仙祠人员 

  全部赶走,没收祠产,除安排课堂、寝室外,还将第一进建筑给女子教育院办工艺场。1913年9月,龙济光督粤,枪毙陈景华,女子教育院解散,黄大仙祠建筑空置,原在西关的孤儿院随后迁入。1916年底潘达微重掌孤儿院后,增建了一些西式建筑。(1917年《广东公立孤儿教育院第一次布告书》)1938年广州沦陷,孤儿院荒废,仙祠建筑被拆毁(现在的芳村黄大仙祠是改革开放后复建)。 

  黄大仙信仰能取得今日的崇高地位,离不开芳村时期郑氏兄弟的贡献。他们在自己捐款之外,还动员更多绅商参与,与坛中道友一起苦心经营,以树立黄大仙“有求必应”的形象。黄大仙祠声誉鹊起,选中芳村花地这个靠近省城的位置十分重要,但更重要的是,他们通过扶乩请得黄大仙“仙方”治病救人,树立起黄大仙十分“灵验”的口碑。 

  梁冰弦是潘达微办理孤儿院的主要助手,属于事件的亲历者。他在《青衣红泪记》中提到仙祠主事人之间“以数目内讧”,估计是发生在三水郑氏兄弟与另一派弟子之间,双方就此分道扬镳。香港黄大仙祠、啬色园自己的出版物几乎不提郑氏兄弟,或与此次内讧有关。 

  慈善与信仰的共生 

  有意思的是,郑氏兄弟与陈景华都觉得自己是在从事神圣的慈善事业,双方却水火不相容,其间的对立,凸显了清末民初新旧交替时期观念上的巨大差异。在陈景华看来,用虚幻的“神仙”来吸引信众,用中医中药治理瘟疫,属于愚昧落后,必须加以驱逐;在郑氏兄弟看来,借助神仙信仰来行善,适应了民众的心理需求,有利于筹集善款。 

  香港可能是中国最早进入“现代化”的城市,然而时至今日,香港黄大仙祠依然门庭若市。香港道教目前依然活跃的金兰观、青松观、省躬草堂、抱道堂等等,都是近代道堂运动的产物,它们也都举办各类善举。近代善堂与道堂往往是一种共生关系。 

  近代道堂运动的兴起,是本土主义对鸦片战争后新形势的回应,他们认识到单靠儒家思想资源无法应对“三千年未有之大变局”,主张融合儒释道三家思想,提出新的“救世”方案。这些道堂多供奉吕祖、关公、观音、文昌帝君,也供奉一些地方神明。他们从天人感应学说出发,认为瘟疫的产生来自人间的道德败坏,需要重振信仰以消灭瘟疫产生的根源,用道符配合“仙方”治病,举办仪式“禳灾清疫”。在同时涌现出大批道堂的情况下,谁家的仙方、灵签、乩语特别“灵验”,就能吸引到更多信众,汲取更多资源办理慈善事业。黄大仙祠就是在激烈的竞争中脱颖而出的一个佼佼者。 

  迄今为止,中国近代思想史著作基本上是“精英思想史”,对广泛渗透中下层社会的道堂运动所产生的思想成果不屑一顾,思想史学者也几乎都不读道堂运动产生的巨量文献。与此同时,慈善史学者缺乏对民间信仰的了解,既有成果也不免狭隘。对中国道堂运动的研究,此前主要是宗教学者、人类学者在做。笔者认为,道堂运动文献所蕴含的思潮,代表了近代中下层社会的“本土主义”思想主流。只有打破学科界限,借鉴宗教学、人类学的研究成果,融合思想史、社会史视角,全面梳理解读各地道堂运动文献,对现存道堂作“田野调查”,才能理解中下层社会对鸦片战争以来世变的回应。

(来源:《南方都市报》)

版权所有: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广州市委员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