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州文史
全文检索:
首页 文史资讯 广州文史 党团史料 多媒体文史馆 专题文史 文史争鸣 区县文史 工作学习园地 辛亥革命
·“遮王”传奇
·由粤语难懂牵出一篇奇文
·千年前广州城郊外可看海市蜃楼
·中山纪念堂一带曾是美丽菊湖
·清丽外销画 留住水城记忆
·广州古西湖 米芾赞叹美
·90年前老报纸 捍卫女子继承权
·云山古水道 “恋上”东濠涌
·黄沙大道下 深藏柳波涌
·女子剪发动机 无非“爱美”二字
·90年前老报纸热议减肥话题
·普及光学知识 为女性拍照解忧
·千年荔枝湾 荔枝何处寻
·两百年前美国商人 给广州写“情诗”
·梅子汤 透心凉
更多>> 
羊城掌故
十三行荷兰馆将荷兰豆引入广州

  荷兰馆是荷兰东印度公司1727年(雍正五年)在广州设立的商馆,专营丝、茶、瓷等。这家十三行中的老字号,不仅生意兴隆,对清代中荷外交、文化交流等也有重大影响。下面我们讲讲发生在荷兰馆内外的故事—— 

   
英国画家笔下的十三行
   
清代中国画家画的《广州十三行》。从右数起,分别是荷兰国旗、英国国旗、美国国旗、法国国旗   
荷兰馆著名大班范罢览

从集义行(荷兰馆)顶楼眺望珠江 

  01 

  著名诗人屈大均登上荷兰船参观 

  1601年即明朝万历二十九年冬,范·纳克率领的荷兰船队来粤要求通商,虽未成功,却从此在岭南留下了“红毛夷”之名。 

  1602年,荷兰东印度公司正式创建,从国会取得在好望角以东至麦哲伦海峡一带的贸易专利权后,“红毛船”日益频繁地出现于南中国海。因此,清初的广州人,对来自荷兰的海舶和洋商并不陌生。 

  明末清初著名诗人屈大均(1630-1696)在五言长歌《镇海楼》中写下:“红毛知荷兰”的明确诗句。他还亲身登临过荷兰舶,目验种种“红毛”风尚,在《广东新语》对清初荷兰舶商的饮食、起居和礼节,画出一个轮廓了,如饮水过滤、卧软吊床、戴皮手套、吃烤面包和弹琴跳舞,等等。 

  在清朝的“夷务”管理体制中 ,荷兰属于经广州入华的“粤道贡国”之一,难免要与羊城结下不解之缘。顺治十二年(1655)荷印总督(荷兰驻印尼总督)派遣的第一个使团经广州赴北京,未能达到直接通商的预期目的,只取得微小的进展,据梁廷枏《粤道贡国说》所记:“著八年一次来朝,员役不过百人,止令二十人到京。所携货物,在馆(北京会同馆)交易不得于广东海上私自货卖。” 

  康熙二十四年(1685),粤海设关,经清廷议准:“荷兰国进贡之期,原定八年一次,今该国王感被皇仁更请定期(缩短周期),应五年一次。”只是改变了“贡期”,并未建立起经常性的通商关系。 

  直到1727年(雍正五年),荷兰人才得准在广州设立一个商馆——荷兰馆。荷兰东印度公司的对华贸易因此进入新的发展时期,相关研究显示:“由17世纪至18世纪初叶,荷兰东印度公司主要以巴达维亚(现时印尼的雅加达)为基地来经营欧亚间的华茶贸易。 

  到了1728年12月5日,该公司更自本国直接派船前往广州购买茶叶及其他货物。船中载银三十万盾,交易完毕,于1730年7月13日返抵荷兰,运回茶叶、丝绸及瓷器等物,获得净利为投资的一倍有余。自1731年至1735年,又有十一艘荷船往广州贸易。自1739年(乾隆四年)开始,华茶成为荷船自东方运返欧洲的价值最大的商品。 

  清代广州的荷兰馆,是专门贩运茶、丝、瓷等外销货的商馆,又名“集义行”,其经商宗旨是十分明显的。不过,作为清代前期荷兰驻华的唯一机构,它在外交事务和文化交流中起着独特的作用。 

  02 

  清代诗文中的荷兰馆 

  “荷兰”,在明清时代有各种异译——贺兰、和兰、阿兰陀、尼特兰,等等。直至乾隆五十九年(1794),奉旨将“贺(有口字旁)兰(有口字旁)国改写荷兰国”,这个译名的书写才规范化了。 

  乾嘉之际的江西临川举人兼诗人乐钧游粤期间创作组诗《岭南乐府》,内有《十三行》专章,记“荷兰”事如下: 

  “粤东十三家洋行,家家金珠论斗量。楼阑粉白旗竿长,楼窗悬镜望重洋。荷兰吕宋英吉利,其人深目而高鼻。织皮卉服竞珍异,海上每岁占风至。” 

  十三家洋行又称“十三夷馆”(馆址是广州行商的物业,租给洋商作栈房),位于广州城西,面临珠江,并排而立。所谓“楼阑粉白旗竿长”,即馆前各树一帜,标明国籍。与英吉利馆毗邻的荷兰馆,树“红白蓝”三色旗。荷兰馆的馆址属中国行商“义丰行”蔡昭复所有,荷兰人仅是承租者,每年租金约六百两银。 

  荷兰馆作为广州“舶市”的一家老字号,早在乾隆年间已为人所熟知,并被文人骚客形诸吟咏了。曾任广东始兴、海阳(潮安)知县张九钺,于乾隆三十五年(1770)作《番行篇》,以荷兰馆为中心,详记当年广州的洋人洋事,是一首罕为人知的长歌,计七言七十八句。前面五十六句是实质性的描述,后面是感时伤事,新意无多。下面我们用白话来表述一下诗句要点。诗句中所谓“别起危楼濠镜仿”,指番行是仿照澳门的洋楼式样建造的。“迎来舶主不知名”,指荷兰船长。荷兰馆用黑人守门,故称“黑水龙奴荷铳嬉”。行商是中荷贸易的经纪人,用诗的语言表述就是,“居中驵侩公行大”。 

  此外,莲花钟、百宝表和玻镜、风琴,等等,均为番行室内的特有新奇陈设,难怪张九钺要郑重其事地如数家珍了。红毛船抵黄埔港后,如何纳料、卸货、成交,以及在公行保商(驵侩)操持下采购回航商品湖州丝(浙江的丝绸)、江西瓷、福建茶,几乎都点滴不漏地入诗了。 

  《番行篇》关于舶市、舶主和舶商的描述,较同时代的官方文书留下了更具体的荷兰馆情事,是弥足珍贵的。 

  山东嘉祥举人曾七如的《南中行旅记》,是乾隆四十七年(1782)五月十三日直接采访所得,堪称有清一代关于广州荷兰馆的权威报道。 

  曾七如在一位姓许的翻译陪同下,从广州城的八门之一“归德门”出城,来到十三行馆区访问荷兰馆,受到馆主即“留粤大班”的热情款待。 

  荷兰馆门外,守护者为碧眼卷发的西洋人,手持佛郎机(枪械)。馆内陈设一派西洋情调:红地毯、水晶灯、自鸣钟、望远镜;墙上挂着《海洋全图》;植花养鸟,有贝多罗花、丁香藤、相思鸟、五色鹦鹉。此外,还畜养大西洋犬和小哈巴狗。 

  坐定之后,先吸鼻烟,即“嗅之辛香不可耐”的金盒烟。随后荷商设馔宴客,席上的餐具,均为广彩景德瓷,“金碧满绘,五彩相煊”,可知是订制的外销瓷。端上的肉是块状的,以“铁牙叉”当筷子切着吃,还配有葡萄酒。曾七如连饮三杯,馆主赞他好酒量。对举人出身的曾七如来说,这已经是大开眼界了。 

  应特别指出的是,文中的所谓“大贾”,实即荷兰馆大班(“大班”即贸易代表,第一大班俗称“总班”,荷兰馆的馆长)。据荷方档案,1782年即乾隆四十七年担任大班职务的是海里根多普,那么,在馆内宴请曾七如并赞赏他善饮的那个“白面碧瞳者”,既然“最贵”想必就是此人了。 

  03 

  将记述中国之行的书奉献给乔治·华盛顿 

  广州荷兰馆的历任大班,其名声远不及英国留粤大班那样显赫,但也有一位因参与对华外交事务而名垂史册,其人其事,独具一格,他就是乾隆五十六年(1791)至乾隆五十九年连任大班的范罢览。 

  范罢览1739年11月1日生于荷兰乌得勒支省,先是随东印度公司货船到澳门和广州经商八年(后来他加入美国籍,成为双重国籍的海商),之后于1790年(乾隆五十五年)任职于荷兰馆。按个人气质而言,范罢览具有开拓型的品格。被人称赞为:“其人大有趣味,活泼、谨慎、多智、善于应变……渴求新知。” 

  范罢览在大班任内最重大的业绩,就是策划并参与荷兰派往清廷的使团。该团紧接1793年英国马戛尔尼使团之后,受到乾隆皇帝的同等礼遇,成为18世纪末中西关系的另一件大事。 

  范罢览是一个善于抓住机遇的精明“红毛”,当他从英国马戛尔尼使团获悉北京将有庆祝乾隆登位六十年的盛典,即向巴达维亚的荷印总督建议派遣致贺专使,谋求对华贸易的新权益,挽救荷兰帝国在东方的颓势。此议被采纳,一个以德胜为正使、范罢览为副使的荷兰使团便组建起来了。 

  该团于1794年8月15 日乘“暹罗”号自巴达维亚起航,经澳门来广州。两广总督长麟在海幢寺接见使团,验看国书。随后,使团一行27人自广州乘船赴北京。 

  1795年1月12日谒见乾隆皇帝,行三跪九叩礼,出席紫光阁御宴。1月31日瞻仰万寿山。2月8日在圆明园向乾隆皇帝辞行,接受“特颁敕谕”。5月9日荷兰使团返抵广州。 

  德胜使团的外交活动,是按清廷“朝贡”体制进行的。他们携带的致贺礼品,以西洋奇器为主,也包括若干南海名产,据梁廷枏《粤道贡国说》记载,使团携带了以下贡品—— 

  贡使至京,恭进:万年如意八音乐钟一对,时刻极喜各式金表四对,镶嵌金小盒一对,镶嵌带板四对,珊瑚珠一百八颗,琥珀珠一百八颗,千里镜二枝,风枪一对,金银线三十斤,琥珀四十斤,各式花毡十版(即十幅),各式羽缎十版,各式大呢十版,西洋布十匹,地毯二张,大玻璃镜一对,花玻璃壁镜一对,玻璃挂灯四对,燕窝一百斤,檀香五百斤,豆蔻一百斤,丁香二百十斤,檀香油三十瓶,丁香油三十瓶。 

  清廷的回赠礼品,分“照赏”(按康熙赏例)和“加赏”两类,有玉如意、御笔“福”字以及龙缎等。另外,范罢览以“副使大班”的身分,在万寿山和圆明园均受“加赏”,有锦缎、瓷器及茶叶、荷包等,“荷包”是绣花的布制佩囊,圆形或鸡心形,男人挂在腰带左右的吉祥物。 

  荷兰使团的北京之行,未能在通商方面取得预期进展。清廷仍将荷兰方面的致贺当作“慕化”,仍以居高临下的态度接待使团。 

  荷兰使团的活动结束后,范罢览便卸除在广州荷兰馆的大班职务,赴美定居费城,用法文书写的出使实录——《1794至1795年荷兰东印度公司使节谒见中国皇帝纪实》,并将这本巨著奉献给乔治·华盛顿,借以表达一名美籍荷裔意。 

  在18世纪的中西关系史上,范罢览的著作与英国马戛尔尼随员斯当东所写的《英使谒见乾隆纪实》,堪称使华外交实录的双璧。他们站在西方立场上,根据直接观察,揭示乾隆时代大清帝国的虚弱,异曲同工地对“天朝”盛世发出了危言。 

  范罢览写道:“这个民族有着一种完全与世隔绝的生活方式。他们可以放弃一切人为的需要,而我们如无法满足这些需要便会痛苦不堪。你认为中国人见到了每年来自欧洲的技术操作就会醒悟过来?这些珍品都被他们看成是多余的事。” 

  04 

  在广州订制中国式楼阁运回荷兰 

  清代广州的“舶市”,是异质文化的民族之间的经济交往,具有跨文化贸易的独特性质。荷兰馆作为一个著名的“红毛”商馆,在促进中西文化交流上起到了独特的作用。 

  18世纪在欧洲风行一时的“中国热”,尽管是多渠道、多层次形成的,但广州荷兰馆曾经推波助澜,则是一个明显的事实,饮茶风尚的传播不必细说,仅就园林艺术的建构而言,也不难看出荷兰馆的中介作用。现代荷兰历史学家包乐史写道: 

  1760年,第一个庭园在荷兰建成,但这个所谓的“中英园林”结合了中国和英国的园林传统,富有曲折的景色布局,令人目瞪口呆:有一座小桥,一个山洞,一座中国式庙宇,一座凉亭,一架吊桥,甚至还有一片哥特式建筑的废墟。荷兰最引人注目的这类中西合璧的园林无疑是巴伦的“中国园林”,这是1790年荷兰东印度公司商务官员斯赫伦堡建造的。在这座现在已不复存在的园林里,在假山和池塘中有两座用红、紫、白等颜色油漆的中国式楼阁,分别被命名为北京阁和广州阁。这两座楼阁是在广州预先订制后,再用东印度公司的商船分散运到荷兰。 

  05 

  贾宝玉手中的荷兰金表 

  至于广州荷兰馆如何将西洋物种引进中国,我们仅就其中可以确考者举出几件说说—— 

  1、时表 

  在乾隆时代,计时怀表是中国人极其罕见的西洋奇珍。难怪张九钺的诗称之为“百宝表”,前述曾七如在荷兰馆曾将他所看到的计时怀表描述为“小自鸣表持之耳畔,如橐虫之啄木”,令人如闻其声。范罢览献给乾隆皇帝的礼品,内有“时刻报喜各式金表四对”,当属同类之物。 

  乾隆末年四川举人张问安《夏日在广州戏作洋舶杂诗六首》之四云:“机轮历落动天倪,彩佩缤纷绣带齐。比似红毛好官样,半圭花影佛兰西。”意思是说华丽的荷兰船输入珍稀的荷兰货。 

  他还在句下加注说:“洋表有红毛、佛兰西二种。红毛多度金壳,佛兰西多银壳。银壳以大扁为贵。”这类洋表,当时只有贵族之家享用。据《红楼梦》第四十五回,正是大观园里的贵公子贾宝玉,才有可能“回手向怀内掏出一个核桃大的金表来”。倘按“红毛多度金壳”一语来推断,则贾府怡红院里也有荷兰货了。 

  2、千里镜 

  千里镜即望远镜,是荷兰馆内一项重要的装备。这种西洋奇器,明末传入中国,清初文人对其构造和性能已有具体记述。李渔在顺治十五年(1658)成书的《十二楼》中,那篇《夏宜楼》书生瞿佶与詹小姐的姻缘,即以望远镜作为带至情节的重要物件: 

  此镜用大小数管,粗细不一。细者纳于粗者之中,欲使其可放可收,随伸随缩。所谓千里镜者,即嵌于管之两头,取以视远,无遐不到。“千里”二字虽属过称,未必果能由吴视越,坐秦观楚,然试千百里之内,便自不觉其诬。至于十数里之中,千百步之外,取以观人鉴物,不但不觉其远,较对面相视更觉分明。真可宝也。 

  访问过荷兰馆的人,对此宝物当然不会忽略,故乐钧诗云:“楼窗悬镜望重洋。”曾七如也特叙一笔:“有千里镜,可以登高望远,二三里能鉴人眉目。” 

  在乾嘉时代的广州,能使用千里镜并形诸吟咏者,只有富商显宦。十三行总商潘有度在《西洋杂咏》第十二首,说的是用千里镜观看月亮,写得有声有色: 

  “万顷琉璃玉宇宽,镜澄千里幻中看。朦胧夜半炊烟起,可是人家住广寒?” 

  他还加了一段自注:“千里镜,最大者阔一尺长一丈,傍有小镜看月,照见月光约大数丈,形如圆球,周身明彻,有鱼鳞光。内有黑影,似山河倒照,不能一目尽览,惟向月中东西南北分看。久视则热气射目(反射刺眼)。夜静,有人用大千里镜照见月中烟起,如炊烟。” 

  另一位是两广总督阮元,他于嘉庆二十五年(1820)在广州作《望远镜中望月歌》,且述且叹,浮想联翩。诗中写道: 

  “邹衍善谈且勿空,吾有五尺窥天筒。能见月光深浅白,能见日光不射红。见月不似寻常小,平处如波高处岛。许多泡影生魄边,大珠小珠光皎皎。” 

  阮元借助“五尺窥天筒”,抒发了一番“天问”式的感慨。在他们的诗中,西洋物质文明激发出对华夏月亮神话的新理解。“千里镜”不仅在视野上而且在精神上,已经把清代中国人带进新的境界了。 

  06 

  有趣的洋人寻洋狗 

  3、短狗 

  曾七如游荷兰馆时见到的“短狗”,即哈巴狗,是洋人的宠物。清凉道人《听雨轩笔记》也有记述: 

  予于广东十三行见洋犬数对,状如巨茄,与常犬初生者无异,色为黑、白、苍褐三种,摇尾点头,性甚驯扰,每对值番钱二三十。 

  道光十四年(1834)初,广州街头曾贴出一份洋人寻洋狗的赏格,令人叹为观止: 

  本年正月初十日,瑞行与荷兰馆走失洋狗各一只,迄今未回。其一长耳长尾,胸前配有褐色星号,身呈“香墨”色。另一为小狗,耳尖剪短,其尾不长,全身呈杂棕白色。大狗名“罗弗”,小狗名“博普”。特此告知。如有“仁人君子”知其下落(或许它们是“迷路”了)而报知者,即赏花红银大者二大洋,小者一大洋。即使被盗去(难以相信之事!)如将其带回瑞行二号,仍将照付花红,不予追究。此帖是实,决不食言。 

  从这一则洋人的寻狗启示,可以看出中西文化及其价值观念的差异。 

  4、荷兰豆 

  荷兰馆与荷兰豆的关系,也是一段值得回顾的佳话。 

  清朝嘉庆年间,广东阳春人刘世馨在其所著的《粤屑》中写道: 

  荷兰豆,本外洋种,粤中向无有也。乾隆五十年,番船携其豆仁至十三行,分与土人种之,九月重阳前后播种,苗高二三尺,叶翠,花白,正月时结豆,甘脆异常。初惟西关一老圃能得莳植之法,每年八月杪,以小提篮携豆种上街,人争买之。初出甚贵,今则遍岭海皆有之。余前乞养居家,辟园种半亩以资供养。豆种自荷兰国来,故因以为名云。 

  据来自荷兰的资料显示,乾隆五十年(1785)抵粤荷船共四艘,其中直接来自阿姆斯特丹的两艘是Voorschoten号和Pollux号,携来豆仁的“番船”当为其中之一。另外,当年驻广州荷兰馆的大班是金绥斯,此人自1759年(乾隆二十四年)起即在馆内供职,是广州洋场上一名老“红毛”,人地皆熟,可能就是他将豆仁“分与土人种之”。于是,“西关”便成了荷兰豆的“西来初地”了。 

  本版制图/林春萍    

     撰文/供图 蔡鸿生

(来源:《羊城晚报》)

版权所有: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广州市委员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