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羊城掌故
宋代有翻译 地位并不高
地位等同匠人 多靠自学成才 主要为外商服务

  看了这个题目,你会不会问,千年前的广州城真有翻译?嘿,广州自古是外贸大港,怎么少得了翻译?不过,那时,翻译这个行当远不如现在光鲜,连皇家翻译的地位与做奶酪的工匠相差无几,活跃在广州港的民间翻译,在“等级链”上的位置就更低了。然而,外贸的繁荣又偏偏离不了翻译,从业人员素质参差不齐,又有很多浑水摸鱼的机会,宋代广州的翻译界确实“有些乱”。为此,有见识的地方官自学外语,以便公正裁断涉及外商的纠纷。 

四处奔波、风尘仆仆的宋代商贾 

这幅唐代古画生动反映了外国使节向唐皇进贡的情景。

  工作不易地位低 古代翻译不好干 

  在这个“地球村”时代,翻译是一个比较光鲜的职业,尤其是技术含量最高的同声传译,一天收入上万元,谁家孩子有本事吃这碗饭,父母一定觉得脸上有光。不过,若回到一千多年前的广州城,如果有哪个出身书香世家的孩子对外国文化感兴趣,想去干翻译,一定会招来父母的一顿痛扁:“不好好读书,去干这个与奶酪匠一样低微的行当,真想把家里的脸丢光?” 

  我们之前说过,宋代年间,朝廷非常看重外贸收入,还出台了不少“招商引资”的政策,像广州、泉州这样的外贸大港,关税收入还是地方官升迁的重要因素。当时广州的外商聚集区——蕃坊之繁荣,更成为古代外贸史上的佳话。以我们现在的观念,广州外商云集,还有很多外国使团从广州登岸,跋山涉水前往开封或临安朝贡,朝廷又看重“招商引资”,翻译这个行当为啥这么让人看不起呢? 

  你别忘了,那时的外贸再发达,“士农工商”的等级次序可是谁也改不了的,商人已是四民之末,外商又是“化外人”,主要为外商服务的翻译,社会评价能高到哪儿去?据史料记载,在京城礼宾院(宋代专为接待各国使节设立的机构)服务的译员,活干起来很不容易(那时掌握外语不像现在这么方便),但很难捞到一官半职,而逢年过节,接受朝廷赏赐的时候,不过与奶酪匠同列,换言之,就是一群身份低微的匠人。服务朝廷的翻译尚且如此,被广州市舶司聘用以及在民间“混江湖”的翻译,其地位之低,就更不用说了。在那个“万般皆下品,唯有读书高”的年代,哪个书香门第会容得下自己的孩子去干匠人的行当呢? 

  外语老师不好找 翻译主要靠自学 

  虽说在那个“士农工商”等级分明的年代,翻译的社会地位很低,但由于经常与外商甚至外国使节打交道,时有突然发达的机会。据史料记载,当年有个名叫王元懋的人,因家境贫困,到庙里打杂谋生,偏偏时来运转,遇见了一个通晓“南蕃诸国”文字的老僧。老僧看王元懋勤快乖巧,将自己通晓的外语渐渐传授于他。后来王元懋逮了个机会随船出海,来到占城国(位于今越南南部)。当时占城古国正急着跟大宋朝廷“攀亲戚”,以获得保护,通晓两国语言的王元懋很快成了国王的座上宾,充任翻译之职,后来又娶了公主,一穷二白的年轻人变身“驸马爷”,这样的故事真够励志。 

  像王元懋那样靠外语技能改变人生的平民并不罕见。据不少历史学家的研究,早在宋代,广府地区已有很多有胆识的商人走出国门,到东南亚诸多古国“闯世界”去了。他们脑子好使,在国外待久了,逐渐熟悉当地语言,就可以凭借“双语”优势,充当贸易中介,甚至为向朝廷进贡的使团做做翻译,地位比在国内高很多。 

  不过,当时活跃在广府以及东南亚民间的翻译,多数都是“自学成才”。没办法,老师不好找,像王元懋这样在庙里碰到好老师,那是难得的运气,一般人就只能靠跟外商打打交道,日积月累,掌握外语技能了。北宋散文家王禹偁曾写下了这么一个趣闻(载于《王黄州小畜集》),说当年坊间有一个很有名的民间商务翻译,碰到有人向他求教,他就讲大道理,说“翻译有大译小译之分,大者如孔孟之道,可以译人心,小译就只能像他那样,译译外语,没啥大出息,有志者应该学大译,不要学小译”,然后就把人打发走了。这话听上去十分漂亮,以我的粗浅之见,不想把看家本事传授给别人,才是其真实目的。 

  为防译员使阴招 地方官自学外语 

  广州是外贸大港,市舶司雇有专业译员,位于西城的蕃坊及中外居民杂处的扶胥港还有不少民间翻译。这些翻译不可能个个正派,欺负外商语言不通,虚报价格,买卖双方两头吃的劣迹并不少见。一旦外商之间出现诉讼,地方官不得不依赖翻译提供的证词断案,翻译甚至接受利害关系人的请托,提供伪证,为此,。《宋刑统》还有惩罚翻译伪证行为的特别条款,可见当年的翻译界确实有点乱。 

  宋代学者陈郁所著的《藏一话腴》一书记载了一个案例,广府有两个外商因债务纠纷闹上公堂,翻译收了欠债人的好处,胆大包天,居然跟地方官说,听原告的意思,不是因债务纠纷才上公堂,而是因天气久旱,愿自焚献祭,向老天祈雨,地方官难辨真相,居然命令皂吏把告状的外商推出去烧了,以完其心愿。陈郁感叹说:“生死之机,发于译者之口。” 

  这样的事在今天看来匪夷所思,但在一千多年前,士大夫学外语,做低微匠人做的事,简直是“自甘堕落”。据史料记载,北宋名臣余靖出使契丹时,在诗句里夹了几句契丹词汇,大汗十分高兴。按说,余靖这么做,本来是好事,结果回朝后被御史参了一本,说他大失朝廷体面,余靖因此被贬到地方上当官去了。你说说,这叫什么事? 

  不过,愿意啃硬骨头的官员也还是有的。南宋名臣向子諲在广州任职期间,就曾自学外语,以便公正断案。他命人找来朝廷培养皇家翻译使用的蕃书《千文》以及其他几种外语教材,自己一一看完。此后,他向蕃商发布的命令告示以外文书写,外商因纠纷闹上公堂,翻译一看判官老爷懂外语,不敢再随便糊弄,诸外商欢欣鼓舞,向子諲“清明之声,播于海外”。 

  不过,像向子諲这样放下身段,为断案苦学外语的士大夫并不多见。据史料记载,当时还有一些地方官,虽然自己没有学外语,但清正廉明,对译者的证词往往一再核查,绝不轻信。这样的做法也使无良翻译收敛不少。但细看史料,我们就得承认,将翻译视为低微工匠、读书人以学外语为耻的观念,才是其真正的病根,这不得不让人在钦佩这些“不走寻常路”的地方官的同时,难免又发出遗憾的叹息了。(注:本文参考了《两宋时期的翻译活动》等资料。)

  采写/记者 王月华 图/fotoe 

(来源:《广州日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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