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羊城掌故
西医东渐入岭南 南风北向传科学
从医学、技术,到思想、文化,广东直面现代化潮流,从而引领全国开花结果——

  挂号、候诊、检查、取药……珠江畔,中山大学孙逸仙纪念医院门诊大厅每天人潮汹涌。 

  但如果回到1835年11月4日,这家医院的前身——“眼科医局”开张的第一天,能容纳200名病人候诊的大厅空无一人,直到第二天才有“一个患青光眼的妇女单独来到诊疗”。这名患者也许并不知道,自己无意中参与的是中国医学史上极为重要的一刻:近代西式医疗体系正式在广州播下种子。此后百余年间,大批的西医学人才从这里走出,为广东乃至全国的医学事业作出了巨大的贡献。 

1916年所摄博济医院的手术室(中山大学孙逸仙纪念医院院史馆提供)
嘉约翰墓嘉园建在广州基督教公墓 记者 李妹妍 摄

 1865年时博济医院(中山大学孙逸仙纪念医院院史馆提供) 

 

  “开放对外贸易的广州,中西文化在这里互相接触、互相激荡、互相渗透、互相影响、互相促进。”在明清社会经济史专家、中山大学历史系教授黄启臣看来,广州是对外贸易的港口也是文化交流的枢纽,特别是19世纪,近代西方先进的科学技术接踵东渐广州,并传播至全省和全国各地,影响深远。 

  西医东渐 

  “中国近代史以鸦片战争为开端,中国医学近代史也相应以此为起点。当中国封闭的国门被打开,西医作为现代科学的前锋大规模传入中国之势骤起,引发中国医学数千年发展史上未有之剧变。”每周三上午,中山大学孙逸仙纪念医院院史馆面向公众开放,馆长杨宇平总会在这里向参观的群众讲解百余年“西医东渐”的沧桑巨变。 

  一张张老照片、一件件老物件背后,小小的院史馆里浓缩了无数令人瞩目的“首创”。但杨宇平每次都要重点介绍的,是1835年11月由美国人伯驾创办的眼科医局,“中国历史以来第一次出现了完备的近现代医院架构,候诊室、诊室、配药室、留医室一应俱全,是中国近代第一间西式医院”。 

  眼科医局的诞生,对当时以望闻问切为医道正宗的中国社会算得上是极大震撼。伯驾在第一份季度报告中这样阐述:“在中国眼科疾病患者最为常见,而且中国的医生在眼科疾病方面也最为无能为力,因此我们的治疗范围以眼科疾病为主。” 

  实际上所治疗的不只是眼疾。至今可查的史料显示,眼科医局创下了中国近现代医学史上的多个纪录,如中国第一例膀胱取石术、首先引用乙醚麻醉和氯仿麻醉、中国近代第一例剖腹产手术等。《十三行故事》作者范小静告诉记者,在经历了最初的疑虑后,中国百姓开始接触西医、信任西医,西医很快就在广州异军突起。 

  彼时,医院的繁忙情况在伯驾的日记可见一斑:“我看到其中有些人提着灯,在清晨二三点钟就从家里出来,以便及时到达。如果当天收住病人的数目有限,他们将在前一天晚上到来,整夜等候,以便在次日能得到一张挂号票。” 

  杨宇平介绍,现存眼科医局的病例簿会给病患编号,“据此推测,广州眼科医局在1835年—1855年间应接诊了53049个不同的患者”。 

  这其中,最有名的病例当数第6565号:林则徐,疝气。报告是伯驾写的:“这个病案没有值得可以引起兴趣的地方,事实上这位病人从来也没有见到过。……从所说的症状来看,他似乎还有气喘,我给送去了一些药,为了向我道谢,他送来了水果等礼物。” 

  在那个封闭的年代,在从普通百姓到清廷官员的积极“尝鲜”下,西医“从无到有、从有到兴”,迅速而广泛地在中国的传播、发展起来,从而带动着整个现代科学和文化在中国的发展和传播。 

  墓园医魂 

  19世纪中叶,嘉约翰紧随着伯驾的步伐来到广州,在此地开展47年的医学活动之后,寂然长眠于岭南大地。 

  “嘉约翰的墓地几经辗转迁移,我们寻找多年一无所获。”广州市惠爱医院党委书记麦卫阳清晰地记得,2014年,他第一次在一尺见方的麻石墓碑上找到“美国衔嘉约翰先生”模糊字样时,几乎掉下了眼泪,“这样的身后境遇,和他对中国近代医学发展的重大贡献极不相称。最后,以家庭墓园的形制在基督教公墓设计修建了嘉约翰墓——嘉园。但当时找不到原墓碑的图片,没能复原墓碑,留了个遗憾”。 

  2016年6月,广州医科大学教授刘远明给麦卫阳带来了一个好消息:在美国耶鲁大学档案馆查到嘉约翰原墓碑的两张照片!麦卫阳激动之余,当即决定要复原墓碑:照片上字迹模糊,他组织医院员工通过各种渠道寻访更清晰的照片,和各种典籍比对确定墓碑的规格和文字,临摹、排版、制作,“如今嘉园的建设基本完成,我们也了了一桩心事”。 

  麦卫阳和惠爱医院不遗余力奔走背后,是这座中国近代第一家精神病医院对创始人的特殊感情——从2014年找到嘉约翰墓开始,每年9月新员工入职都必须到嘉园重温从医的初心,“重修嘉约翰墓,我们希望不仅是物理层面的复原,更重要的是传承嘉约翰的医道精神”。 

  对嘉约翰在广州47年的医学履历,医学史学界早有公认:其接替伯驾掌管眼科医局后,先后创办了博济医院、博济医学堂和惠爱精神病医院,编译医学书籍34种,为中国培养了最早的一批西医人才。至今仍为研究者津津乐道的是,1886年孙中山进入博济学医,此后在广州、澳门等地行医,已能独立操作在当时属于先进手术的胆囊取石手术。 

  至此,漂洋过海来到中国人面前的西医学和西医术,已不仅仅是一门与中医学迥异的治疗手段,而是一套完整的新医术研究体系和学说。 

  “博济医院附设的医学教育教授的是以量化分析、逻辑演绎、性质判断等科学方法分析问题、认识世界,给当时中国旧的思想观念带来非常大的冲击。”中山大学历史系博士生朱素颖告诉记者,传教士医生及他们所引入的医疗技术在传统社会中开辟了一个新的公共卫生空间,也成功展示了一个新的、能够吸引社会资源的医疗机构模式,西式医院渐渐在广东地区普及起来。 

  此后,西式医院从广州向岭南以外地区辐射,遍布上海、北京、厦门、宁波、长沙等城市,逐渐成为中国人看病的主要途径——相关统计资料显示,到1905年,全国教会医院已达166所,诊所达241处。 

  文明对话 

  彼时,对一般民众而言,求医方式的改变是“西学东渐”带来最重要的影响之一。来自西方的科学、技术、艺术、政治、经济等多从广东“登陆”并发扬光大,迄今仍对中国产生着深远的影响。 

  旅美医学博士方益昉在研究中注意到这样一个细节:1841年9月,在广州行医五年有余的伯驾医生致函苏格兰首席医生约翰·阿伯克龙,详细介绍入华医学传教业绩。在这份报告中,伯驾重点分析了加大培训清国西医人才,并将他们送达欧美医学院深造的计划,“这份西洋留学提议,比目前认为中国最早的容闳版出洋奏议,即1867年后容闳向江苏巡抚丁日昌首次和盘托出的‘教育计划’,提前25年还不止”。 

  事实上,最早面对“西风”的广州,在接轨国际文明方面也渗透了岭南的智慧。 

  “一口通商时期,广州就出现了英语识字读本。”《十三行故事》作者范小静介绍,在十三行,人们为了贸易便利学习西方的语言,编了一本名为《鬼话》的小册子,这本书用最简单的汉字注音办法为英语注音,如英语中man(人)注的汉字是“曼”,today(今天)注的汉字是“土地”,“细细分辨一下,许多注音用的是广州话读音,显见编者是个广东人。” 

  有研究者指出,从十三行贸易发展而来的混合了英、葡、粤三种语言“广东英语”,一部分后来融入广东各地方言,这种英语随后传到上海,形成极为有名的“洋泾浜英语”。 

  此后,面对不断升级的外侮入侵和武力冲突,十三行商人更是积极捐资购买、仿制西洋兵船和武器,成为“师夷长技以制夷”的最早实践者。 

  “可以大胆地说,在近代,西方文化是通过广州而向中国内地辐射、潜移和传播的,对于推动中国传统文化向近代文化的发展起了极为重要的作用。”黄启臣指出,中国近代史上的太平天国革命、戊戌政变、辛亥革命等政治运动,都是与西方思想文化东渐广州以及全国的结果,洪秀全、康有为、梁启超、孙中山等人也都是在广州领略和吸收的近代文化思想,“广州是两千多年的开放城市和革命英雄城市,当之无愧。历史事实就是如此”。 

  访谈 

  李吉奎 中山大学历史系教授 政协广东省委员会文史资料研究专员 

  广东为近代西医传播提供条件 

  官员无形影响 民间包容性强 

  羊城晚报:在古代很长一段时间里,广东一直被视为“蛮荒之地”、“文化的后发地区”。但进入近代以来,广东出现了许多有影响力的历史事件和人物。在您看来,这其中有哪些关键的影响因素? 

  李吉奎:要结合世界历史背景来看,西方经过工业革命之后,经济快速发展亟需寻找市场,那时的中国恰好又处在相对保守的阶段,政府行为造成中外交往结构的失衡。在这个背景下,广东商帮周流天下和海外,特别是“一口通商”时期,几乎独揽中国海外贸易,成为中国对外开放的南大门。广东先贤在与西方人的交往过程中,发现他们不仅船坚炮利,而且也有先进技术和典章制度。从未中断的开放使广东最早直面近代工业、科学的浪潮,也成为推动其进入工业文明时代的积极因素。 

  羊城晚报:从马礼逊、郭雷枢到伯驾、嘉约翰,这些不远万里来华的西方人为什么都选择了行医治病的方式?广东客观上为近代西医的传播提供了哪些有利条件? 

  李吉奎:应该说,西医最早是通过传教士先引进来的,这与他们救人治人的思想有关。但我们也不能忽略一点,清康熙后期起实行禁教,传教士要更广泛接触老百姓,降低中国人对传教士的排斥,最好的办法就是传医。传教士在广东办医院、办医学堂、培养医学生,救了很多中国人,影响力逐渐扩大。 

  中国人接触西医之初,也不完全是自觉主动的。西医的传播有政府官员的无形影响,譬如林则徐得疝气,是请外国医生给他治的,这就客观上让传教士的施医传医更容易被老百姓所接受。近代广东还有一个最大的特点,因为民间开放比较早,民众有开拓性也有包容性,所以先进的科学、思想理念能够在广东普遍被接受。 

  羊城晚报:如何评价西学东渐对当时中国社会产生的影响? 

  李吉奎:西学东渐是一个缓慢的过程。在过去研究者更多关注西学东渐在文化意识层面的影响。西方近代新科学新成果传入中国,大致形成了西方式的学术体系架构,民主制度、社会主义思想等,对晚清中国的政治发展产生重大影响,这些都是形而上的。 

  我想特别指出的是,船坚炮利、西方殖民主义者对东方包括中国在内的侵略扩张也是传播西学的一种手段。这也使我们认识到,还用以往那种刀枪弓箭来对付西方的军事文明已经不行了。于是我们兴办军事学堂,学习他们的先进技术,改造我们的军事实力。在这个西学东渐过程中,我们不断接触、学习、研究,进行形而下的改造,让自己变得更强。 

  另外还应看到,五口通商后,买办群体逐渐从广州向上海发展,辐射范围甚至扩大到天津、营口、武汉、台湾等地,是洋务运动(中国近代化的原始阶段)、新的生产方式在中国落地扎根的重要传播者。西学东渐无疑引发了中国社会的近代转型,其意义是不容低估的。 

  记者 李妹妍

(来源:《羊城晚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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