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羊城掌故
古人用铜钱 才有“一蚊鸡”
宋代广州市井平民很少有机会用银子 使用铜钱是主流 偶有铁钱凑热闹
  “老板娘,丝瓜几钱一斤?”“四蚊”……在街头巷尾的菜市场上,这样的对话俯拾皆是。广东人把一块钱称作“一蚊鸡”,有没有出处呢?我们能不能从探寻这一称谓的渊源出发,来一窥古人“柴米油盐酱醋茶”的生活,以及传统对我们生生不息的影响呢?且让我们带着这个问题,回到千年前的广州城里看一看。 
柴米油盐酱醋茶,样样都要出门买,古人如何用钱,是门学问。

  货币 

  铜钱是主流 铁钱来陪衬 

  记得初来广州时,去办公室附近的士多买东西,老板娘跟我说“三蚊鸡”,我有点云里雾里,一问才知道是“三块钱”。现在,知道了许多广州过往的故事,去菜场买菜,都会很自然地问一声:“几钱?”老板娘脆生生回一句:“五蚊”“八蚊”,都觉得十分悦耳。 

  很多人说粤语延续了古汉语中的很多表达方式,且语音语调都与唐宋时期颇为相似,我就揣测,“一蚊鸡”的表达方式,来源于古人使用铜钱的传统,这个猜测,在我准备写作这个专题时得到了验证,据许多学者的研究,“一蚊鸡”的表达果然就是由“一文钱”演化而来。 

  其实,除了“一蚊鸡”,粤语中还有很多表达,是从古人的语言习惯而来。比如,粤语中,把骗子叫做“老千”,古籍中也有同样的用法,“千”就是谋人财物的意思,至于,形容人胖,说“肥”,形容吃饭,说“食”,喝酒不说“喝”,说“饮”,更与古人如出一辙;若细究粤语词汇与古汉语的渊源,讲上三天三夜也讲不完。 

  市井平民很少用到银子 

  言归正传,假如你穿越回宋代的广州西城,也即今天鄙报所在的同乐路附近一带,成了一个市井主妇,你会发现,过日子跟现在一样,柴米油盐酱醋茶,样样都要出门买。不过,宋代广州的饮食业很发达,如果你家里有余钱,犯懒不想出门时叫个外卖,也不是不可以,前提是婆婆不说你是败家的扫把星,否则,你还是乖乖自己买菜做饭吧,否则一来二去把老太太惹毛了,到官府告你不孝,你就犯了“七出”之条,等着被扫地出门吧。 

  买东西,当然兜里要有钱啊。我们现在看多了无脑古装剧,以为古人动不动就用银子,这其实是天大的误解。从隋唐到明清,平民百姓使用的主流货币,只有铜钱一种。我们现在形容一个人有钱,说是“腰缠万贯”,出门带的旅费,叫作“盘缠”,其实都是由此而来。 

  至少在宋代,由于开采能力有限,黄金几乎属于皇家专有,只有皇帝宠幸的大臣,才会时不时被赏赐一点,也不是经常拿到市面上流通;而银子,几乎只用于大宗交易,像在附近广南米市(即今米市街所在地,米市街的地名正由此而来)做生意的大批发商,就常用银子结算,你一个市井主妇,又不做大买卖,平常根本用不着它。 

  你想想,一两银子,大约相当于1000枚铜钱,也就是1000文,宋代只要不是兵荒马乱的时候,一斗大米(约6.5公斤)大米也才卖三四十文,你拿着一两银子,去市场上买一把葱蒜两斤菜,就像现在拿着百元大钞去买根针一样,不是自讨没趣吗?再说,当时有银子的人家,多是非富即贵,一个市井小女子压根没有见到银子的机会。 

  宋代铜钱在海外大受欢迎 

  如果你穿越到北宋末年的广州西城,恭喜你,你还会见到古时非常稀罕的一种钱币——铁钱。话说,由于广州是极其繁荣的外贸口岸,铜钱外流的现象一直很普遍。在当时的东南亚乃至中亚各国,宋代铜钱都是硬通货,深得人们信任。铜钱不断流出国境,广州就时不时要闹钱荒,再加上北宋末年朝廷与金兵开战,军需开支猛增,钱就更紧了,为此,宋徽宗一拍脑袋,广南东路(即现在的广东地区)和广南西路(即现在的广西一带),可以使用铁钱。 

  宋徽宗当皇帝当得实在差劲,最后还被金兵掳了去,客死异乡,却是一个一流的书画艺术家,所以,当时不管是铜钱,还是铁钱上,都留有他的墨宝,什么“崇宁通宝”“大观通宝”“政和通宝”,钱币上的字样都是他独创的瘦金体,被现在的书法家赞为“铁画银钩”。不过,北宋末年物价飞涨,你兜里揣着一堆沉甸甸的铁钱,也买不来多少东西,还有没有心情欣赏钱币上的“铁画银钩”,也实在难说。 

  (注:本文参考了《宋代的物价变动与市民生活》等资料) 

  开销 

  日啖荔枝三百颗 

  只因价钱超便宜 

  话又说回来,倘若细心查询一下历史数据,你会发现,除了北宋末年以及南宋末年打仗的时候,或者闹大灾的时节,一个生活在宋代广州城的市井平民,一碗“安乐茶饭”还是有得吃的。 

  一两个铜板就能买条鱼 

  据史料记载,在世道平稳的时候,宋代一个走街卖水果的小贩,一天可以挣一百文,这算是最底层平民的收入了;假如生意做得略大一点,租个铺头,收入肯定还有所增加。再说,身为宋代广州城的一个市井主妇,你可未必享得了“大门不出,二门不迈”的福,除了忙家务之外,往往还得跟先生一起在外打拼,家里的孩子大了,也可以派上用场,跟爹妈一起干活,所以,一个小家庭一天收入两三百文,是很平常的事。 

  说了收入,咱再说开销。前文说了,宋代世道平稳时,一斗(约6.5公斤)大米才卖三四十文钱。一个小家庭,就算一天吃上一公斤大米,也不过花费六七文钱,只是一天收入的一个零头而已。再看史料中的其他数据,一斤猪肉,大概卖三四十文;广州靠海,水产丰富,鱼就更便宜了,常常花一两个铜板,就能买到一条鱼,当然,如果是捕捞不易的生猛海鲜,那就要贵一些,一斤要卖到三四十文甚至上百文;至于蔬菜的价格,鉴于我查阅能力的有限,找不到更多详细资料,但从一斤生姜才卖十几文钱的史实来判断,蔬菜也贵不到哪里去。这样来看,一个每天收入两三百文的市井小户,粗茶淡饭,吃饱肚子并无问题,隔三岔五割两斤肉,买几条鱼,打打牙祭,压力也不算大。 

  我们以前说过,宋代广州城里的不少人,有看“小报”(报纸的鼻祖)的习惯,倘若当时的“小报”上也开一个“精明主妇”这个栏目,大多数时候,识得几个大字的主妇们看了,也不会一惊一乍。 

  一斤荔枝才卖七八文钱 

  其实,生活在宋代的广州城,还有一样口福可享,那就是荔枝特别便宜。据史料中的数据,鸡蛋一样大的荔枝,一斤才卖八文钱,而且味道很甜美,苏东坡被贬到惠州后,穷得连羊肉都吃不起,却能夸口说“日啖荔枝三百颗,不辞长作岭南人”,还不是因为荔枝卖得便宜。 

  荔枝卖得平,橘子也不贵,大概七八文钱就能买一个,不过味道不怎么样,用宋代一个诗人的话来说,“味道酸儒似老夫”,他还挺会自嘲,但酸也有酸的好处,有些人就爱吃酸的呢。反正,隔三岔五给孩子们买点水果尝尝,对宋代广州城里的市井主妇来说,的确不难。 

  说到生活开销,还有一样不能不提,那就是家家都要交的税。据史学界的研究,宋代已经有房产税这个说法了。房产税又分屋税和地税两种,屋税是官方根据居民居住的房屋数量所征收的赋税,宋代城市居民的店宅地基,都是归官方部门——“楼店务”管理的“白地”,必须缴纳赋税。世道平稳时,房产税并不高。据史料统计,北宋熙宁年间,整整一个州府数十万居民收取的房产税,还不及一个高级官员的年薪(俸禄)高,可见不会给百姓带来太大负担。 

  此外,市井小民摆个摊,开个店,也要交税,平均下来,收入一千文,也就交三十文的税,也不算高。不过,如果到了兵荒马乱的时候,朝廷为了敛财,税赋就高得惊人了。可见,如果我们要想穿越回去,一定要挑和平的时候,这样才能好好体验广州城的市井繁华呀。

  采写/记者 王月华   图/fotoe 

(来源:《广州日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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