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羊城掌故
拥抱大海 广州成了奇珍异宝的集散地

  如果今天还有人把玻璃当做宝贝,那么大家一定会觉得他是个怪人。但在古代,这个东西还真的曾经很宝贝。我们读古籍时,常能看到类似“琉璃”“璆琳”“药玉”这样的名字,其实指的都是玻璃。名字个个都是光闪闪的。《西游记》里写沙和尚被贬下界,是因为打碎了一个“琉璃盏”,也就是个玻璃杯,就给贬到流沙河。今昔对比,真让人一声长叹。   

西汉中期玻璃带钩
 
西汉中期珠饰 
西汉中期珠饰
 
西汉前期玻璃璧
 

西汉中期玻璃碗 

  广州最早的玻璃发现于2200年前,来自西汉南越王赵眜的墓中。几十年来陆陆续续出土的玻璃制品还有不少,特别是珠子多,高达万枚以上。这些珠子有本土产,更多是外来货,很多珠子和新疆发现的材质一样,可见是被同一张巨大的商贸网络连接起来。这个网络,就是我们常说的海上丝路、陆上丝路。当我们站在博物馆的展柜前静静看着它们,就会感觉到:原来这就是古往今来普通人的生活。 

  已知最早的平板玻璃 出自南越王墓 

  考古学家们说,从上世纪五十年代初以来,广州地区发掘的两汉墓葬超过千座。从西汉初期的南越国时期开始,各时期墓葬中发现大量玻璃制品。这类玻璃制品不见或少见于中原地区,其中最典型的,莫过于以玻璃珠为主的串饰。数量很大,约有上万枚。 

  这些玻璃制品大致可以分为两类,一类是中国传统特色的仿玉玻璃,一类是富有外来特色的项链、手链、珠子等装饰品,也就是古代所说的珠玑、璧琉璃,此外还有一些玻璃器皿。 

  关于仿玉玻璃,南越国时期的主要器物是“璧”。西汉中期以后,璧的数量减少,代之以带钩等。其中,出自南越王墓的22件镶在鎏金铜框里的平板玻璃,是迄今所知的时代最早的透明平板玻璃。 

  玻璃器皿主要是小碗,时代都是西汉中期,目前所见的三件都是深蓝色半透明。 

  珠子是大宗。考古专家们说,珠饰最早是在南越国的高级贵族中流行,南越王墓中就出土了不少,根据位置推断应该是缝在衣物上作为装饰的。国君都这么看重,可见其当时的价值是相当不菲的。 

  广州出土的玻璃珠可以分为很多种类,来源相当繁杂。根据多年来学术界的研究,目前已经取得的基本共识是:中国古代玻璃属于铅钡系统,西方玻璃属于钠钙系统,还有一种钾硅酸盐玻璃。经过分析可知,南越王墓出土的平板玻璃、玻璃璧和蓝色玻璃珠含铅钡非常多,应该是中国自制的。 

  不过这类主要流行于上层社会的仿玉玻璃数量毕竟不多。专家们指出,数量很大的玻璃珠从形式风格和制作技术、材料来看,大多数有可能是从海上丝绸之路贸易得来。 

  三颗“蜻蜓眼” 

  给我们讲了一个埃及故事 

  广州发现的玻璃珠里面,仅有三枚被称为“蜻蜓眼”,都是南越国时期的遗物。这种小珠子,大有来历。 

  专家研究认为,蜻蜓眼玻璃珠是埃及的一大发明,最早的标本为埃及公元前1400年~公元前1350年的玻璃珠项链。这项技术后来为腓尼基人和波斯人所掌握,地中海东岸和伊朗西部发现许多年代在公元前5世纪~公元前3世纪的蜻蜓眼玻璃珠。 

  西方风格的蜻蜓眼玻璃珠最早在我国发现于新疆拜城的克孜尔墓地,年代大致相当于西周至春秋战国时期。在中国内地出现大概是春秋末到战国初期。它在西方有时是串成一大串项链,而在中国主要是作为单件来使用,或者和其他质地的珠子合串。或许是因为运至中国的数量稀少,格外珍稀。后来国内对之也有仿制。但专家们认为,无论哪种谱系的蜻蜓眼玻璃珠,其风格都是源自西方,通过陆上和海上丝绸之路传到中国。广州发现的这几枚,可能是西方珠子从海上丝绸之路传来后,在广州模仿其样式制作的。 

  还有一类珠子被称作“印度-太平洋珠”,也就是一种用拉制法制成,直径一般小于5毫米,色彩呈不透明淡红棕色及橙、黄、绿色等的单彩玻璃珠。根据国内外学者的考证,这种玻璃珠首先可能是在印度阿里满都生产,它是当时亚洲的一个玻璃制造中心,从3世纪到10世纪,兴盛了约7个世纪之久。这里的生产技术可能沿着海岸向东传播,最终传播到今天的岭南地区。广州发现的这类珠子,可能既有来自西方的产品,也有本地产品。进口产品应该通过海上贸易输入,本土所产则是工匠的迁徙和原材料贸易带来的技术传播。 

  汉武帝时,珍奇异宝 

  就源源不断输入中国 

  实际上,对于玻璃所涉的“外贸”古人早有认识。《三国志》里就写:大秦,也即古罗马帝国,多产赤、白、黑、绿、黄、青等十种琉璃。唐李昉也引《南州异物志》记载:“玻璃本质是石,以自然灰治之。自然灰状如黄灰,生南海滨”。从中我们可以得知,古人很清楚地知道玻璃是通过南海的海路输入的。晋代炼丹家葛洪在《抱朴子》中记载:“外国作水晶碗,实是合五种灰以作之,今交广多有得其法而铸作之者”,也就是说他不仅对玻璃的制作原理有所了解,也知道当时的广州一带有不少掌握了相关技术的中国工匠。那么,那些最早输入的玻璃珠具体是通过怎样的一条或几条线路,来到中国的呢? 

  自从公元前221年秦始皇平定岭南,设置桂林、南海、象郡算起,中国南方的海岸线和出海口就在中央政府的控制之下。赵佗在岭南地区建立南越国之后,岭南与南海各国的海上交往又有更大的发展。通过今天大量的出土文物我们可以知道那时的海外贸易规模已经相当可观,那么必然地,岭南人民的海上探索开始当远早于此。这种长期的经验积累,终于令番禺(即古广州)在汉代早期发展成为中国九大都会之一。与其他都会相比,番禺的特色在于奇珍异宝比较多,是大宗商品交易集散地。东南亚、印度等地所产的明珠、璧琉璃、奇石等珍宝异物,从汉武帝时期就源源不断输入中国;中国的丝绸等珍贵特产,也通过这条线路不断输出到以上各地。 

  专家指出,通过玻璃珠这样的小物件,我们可以发现,海上丝绸之路深刻地影响到了当时人们的生活。它同时还展现了中国文化与南海诸国、中南半岛、印度洋沿岸各民族、各地区的文化交流。在公元前三世纪到公元三世纪,东西方国家之间的沟通,主要是经过安息和印度地区。以今印度地区为中间站的海上中西交通,就是这样一条由中西双方共同开辟的海上商路。

  文、图/记者 卜松竹 

(来源:《广州日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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