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羊城掌故
18世纪,广州园林漂洋过海声名远播

   “行商庭园”这个词,对于今天的许多人来说恐怕是很陌生的。这是由岭南建筑大师莫伯治率先提出的一个概念,特指在清代由十三行行商们所修建的私家园林。莫伯治先生早在上世纪50年代就开始在海珠和荔湾一带踏勘研究行商庭院的遗迹,并多方查考文献资料,花了数十年时间对之进行研究。其《广州行商庭园(18世纪中期至19世纪中期)》被视为研究行商庭园的开山之作。  

醉观公园一角
 
行商苏万魁花园
 
海山仙馆内凌霄仙馆
 

海幢寺一带旧景。

  根据莫伯治等一代代学者的悉心研究,我们可以得知,18~19世纪,在广州城郊,行商筑园修馆蔚然成风,涌现了以潘家花园、伍家花园、海山仙馆在内的众多名园。它们代表了岭南古典园林的巅峰成就,是外国人了解中国文化,理解中国传统审美的窗口。 

  河南纵横的水网成了造园佳境 

  据莫伯治等学者、专家的考证,早在乾隆年间,行商潘振承就在广州海珠区乌龙岗下,运粮河(今漱珠涌)之西的一片约20公顷的河洲地开村立祠,定名为龙溪乡,就是人称的潘家花园。历经一个世纪,潘家子孙三代在龙溪(南华西街第四居委会的辖区)一带不断建筑庭院、别墅、书斋和花园。如潘有为所建的六松园、南雪巢、橘绿橙黄山馆、看篆楼;潘有度所建的漱石山房、义松堂、南墅;还有潘正炜所建的清华池馆、听颿楼等,美轮美奂,规模宏大。 

  另一行商巨族伍氏家族也选择了河南地为修筑私人园林的所在。据华南理工大学建筑学院教授彭长歆的看法,伍氏家族大规模造园始于伍秉鉴1803年在河南安海乡置地之时。经过多年建设,形成了祠、园及原有景物融汇一体的宏大园林景观。时人记载,其入口处称为“伍家祠道”,祠道北侧有土地祠,南侧分布着荷塘、竹林,然后进入著名的万松园,穿园而过,经伍氏宗祠可达江边,登临眺望,江流波涌,有“珠海波光”的盛誉。作为园中核心景区的万松园,“有太湖石屹立门内,云头雨脚,洞穴玲珑高丈余,有米元章(米芾)题名。池广数亩,曲通溪涧,驾以长短石桥,旁倚楼阁,倒影如画。水口有闸,与溪峡相通,昔时池中常泊画舫。有水月宫,上踞山巅。垣外即海幢大雄宝殿。内外古木参天,仿如仙山楼阁倒影池中”,可见其景观之丰富美丽。 

  伍秉鉴的第三子伍崇曜在河南伍园中修筑了粤雅堂。此堂不仅风景别致,而且和潘仕成的海山仙馆一样,也是一处刊刻岭南古籍的重要地点,其中包括《岭南遗书》《粤十三家集》《楚庭耆旧遗诗》《粤雅堂丛书》等。粤雅堂、海山仙馆、万木草堂、岳雪楼并称“粤省四家”,即四大藏书楼,泽被后世,影响深远。 

  此外,泰和行商颜亮洲在今下九路以北筑磊园,天宝行商梁经国在海珠区黄埔村筑家宅,或有亭台山水之胜,或有富贵堂皇之美,都是当时城中著名的杰作。 

  醉观公园有潘氏园林的石桥遗存 

  今天在旧花地、荔湾一带游走,众多高楼大厦让人难以想见旧时此处园林连绵的盛景。实际上,那些精美的园林消失的时间并不长。迟至上世纪二三十年代,花地仍是园林星罗棋布之地,大小园林至少有30多处,其中最为著名的有留芳、醉观、纫香、群芳、新长春、翠林、余香圃、合记等八大名园。当中不少是由原潘氏东园,也即伍氏的馥荫园旧址发展而来。 

  在今荔湾区醉观公园一带,原有伍氏的另一处私园——馥荫园。此园本是同文行商潘氏的私园东园,原本打算作为潘氏亲人养老之用。伍氏家族接手后,将之作为避暑消夏和接待十三行外国商人的地点。其规模适当,布局也更加自由。清末民初,馥荫园被花地罗氏族人集资购置,分为六块出租,衍变为私营商业性园林。 

  广东省博物馆文史专家任文岭考证指出:“抗日战争期间广州沦陷,包括八大名园在内的花地园林或毁于战火,或遭受侵占。抗战胜利后,只有‘纫香园’等少数园林获得重建。”20世纪60年代,该区域曾计划建设“花地公园”未果。1983年,附近数个小型花园并建为“醉观公园”。2003年,相关部门将潘氏当年所建、东园旧址的一座梁式石桥移置到醉观公园内。至此,除这座石桥外,当年东园、馥荫园之胜迹再无遗存。 

  任文岭指出,东园、馥荫同以花木种植闻名,无论是归潘氏所有时期,还是归伍氏之后,这一特色从未改变。学者、诗人张维屏曾经盛赞这里“老干参天,留得百年之桧;异香绕屋,种成四季之花”。由时人的记载可知,当时园中遍植竹、桧、苔、荷,及韭、崧、橘、柚等蔬菜水果,此外如墨兰、桂花、玫瑰、茶花、木兰等,也是随处可见。 

  不少研究者指出,广州务实的文化特征,令广州私家园林中热衷于种植可食用的果菜,如海山仙馆以荔枝知名,并广植芭蕉、黄皮、龙眼等水果,形成了独特的岭南特色。 

  外国人以能够进入园林参观为一种宠遇 

  清华大学美术学院教授陈瑞林指出:十三行富商在河南修造庭园别墅,行商庭园数代相传,屡加修缮和扩展,碧水环流,花木扶疏,亭台楼阁,外国人以能够获得允许进入参观游览为一种宠遇。在马戛尔尼率领的英使团来到广州前不久的1742~1744年间,英国建筑家钱伯斯曾两次来到广州考察庭园建筑。钱伯斯将中国建筑设计风格带到了欧洲,极大地影响了18世纪西方建筑“中国风格”的发展。 

  当时,外商们经常到行商庭院聚首,中外画家对园林精心描绘,并向全世界发行风景“外销画”,让广州园林漂洋出海,声名远播。18世纪仅巴黎就有20多处中国式风景园林,凡尔赛宫的各种家具和工艺品也有很多来自中国。据记载,当年十三行同文馆毕业生张德彝出访瑞典,在瑞典太后宫中的中国式房屋中“恍如归帆故里”,四壁悬草书楹贴,器皿陈设皆运自广东…… 

  行商庭园在广州建筑史上迅速兴起,却也迅速衰败。华南农业大学学者高伟、卢颖梅指出,随着鸦片战争爆发,十三行败落,中国的外贸中心北上,广州城市急剧变迁,加之高温高湿的气候令建筑保护困难等原因,当时如璀璨明珠一般的行商园林无一能保存完整,渐渐消失在人们的视野中。 

  当中,海山仙馆因园主获罪而被拍卖,随后支离破碎并消失,存在不过40余年时间;伍家花园因园主商务活动受十三行制度影响收缩而逐渐败落;潘长耀花园因园主去世,商行败落倒闭,随即其园林亦没落消失。 

  张维屏曾慨叹:“诸园多毁于火,或园已易主人,或主人远适他乡,园中荒凉冷落。数十年来余目睹者如此,非目睹者不暇记也。”两位学者指出:行商园林消失速度之快,令人惊叹。商业是影响它们的重要因素,它们伴着十三行的繁荣而兴盛,却也随着十三行的衰落而逐渐萧索。若论规模,行商园林不在江南园林之下。行商园林中既传承了中原园林艺术、体现了岭南建筑装饰艺术,且在不失民族自信的前提下勇敢地探讨了中西艺术合璧的可能,“然而后人常常低估了岭南园林在中国园林史中的地位,主要原因还是在纷杂的近代史中,其受到的破坏应该是中国三大园林流派之最,现存的岭南名园至少在规模和数量上都不能再现当年的辉煌”。

  文/图:记者卜松竹 

(来源:《广州日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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