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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州这几件文物凭啥站C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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博物馆
这块象牙朝笏是一个明代清官的旧物

   看古装剧时,大家常常会注意到上朝地点的大臣们手里端着一块“板子”,瘦长,尖顶。这块板就是笏板。这个东西在哪能看到实物呢?广州博物馆中就有一件。广博的这件象牙朝笏,是明代南京工部尚书陈绍儒的旧物。关于他,让我们听听副研究馆员陈鸿钧怎么说。  

《步辇图》中使者持笏觐见唐太宗
 
陈绍儒的朝笏
 

手持朝笏的宋名臣崔与之像 广州博物馆藏

  先有干才曾祖 后有岭南三忠 

  首先来看看文物信息: 

  象牙朝笏,长53厘米,宽6-7.5厘米、厚0.4-0.6厘米,长条式弧形象牙板,上窄而薄,下渐宽厚,光泽圆润,左下侧内刻楷书“南京工部尚书臣陈绍儒”10字。字迹清晰。它是1954年南海沙贝村农会捐赠给广州博物馆的。 

  陈鸿钧介绍,陈绍儒是岭南名士,清初岭南三忠之一陈子壮的曾祖父,家居南海县黄歧堡泌冲沙凤村(今广州市白云区石井镇沙贝)。不过他在作为官方正史的《明史》中无传,在《张居正传》中有提及,说他因为反对张居正新政而遭排兑。《陈氏宗谱》(光绪十四年版)对他倒是有比较详细的记录:“陈绍儒,南海黄歧堡沙冲沙凤村人。明嘉靖十七年(1538年)进士,历任户部主事、员外郎、郎中,湖广按察司副使……补四川参政,转四川按察使,升广西右布政使,补云南左布政使、顺天府尹,调太常寺卿,累官南京工部尚书。绍儒明习财计,任内督理钱粮,能诘发混窃奸宄,革除仓库积弊,议复漕运例限,节省京边冗费20余万两。在湖广副使任内,修筑老龙诸堤以防水患,捐俸赈济饥民,存活万余人,襄樊人因而立碑纪其事。退归后,淡泊自守,深究经理,文尚史汉,诗宗少陵,著有《大司空遗稿》10卷。” 

  从这段记载我们可以得知,陈绍儒是个理财高手,而且对于整治贪官污吏毫不留情,同时还是个爱护百姓的好官,曾经把自己的俸禄捐出来赈济饥民,救活了不少人。他也是杜甫的粉丝,写文章的风格类似《史记》《汉书》。 

  陈鸿钧指出,《陈氏族谱》还说陈绍儒是汉末江南名士、豫章太守陈蕃之嫡裔。王勃《滕王阁序》有“物华天宝,龙光射斗牛之墟;人杰地灵,徐孺下陈蕃之榻”之名句,说是陈蕃清高,一般人物皆不入眼,只对隐士、学者徐孺特别青睐。陈蕃特地打制了一张木榻,平时一直悬挂在墙上,只有徐孺来访才放下来,两人在榻上品酒畅谈,纵论天下。所以南昌徐家坊的古地名也叫悬榻里。事隔1400多年后,陈绍儒出任南昌知府,到任后即拜访了北沥徐村的徐氏族人,冀续陈、徐相好之往事。 

  不同级别的官员 用不同的笏 

  笏板的学名是朝笏,又叫手板、朝板,是朝见帝王的必见之物。陈鸿钧介绍,笏出现的年代应早于春秋时期,估计在商周时期已有使用,后续至各朝代,明末清初逐渐废除。《礼记·玉藻》有数处记载“笏”,比如:“笏,天子以球玉,诸侯以象,大夫以鱼须文竹,士竹。本,象可也。”“凡有指画于君前,用笏;造受命于君前,则书于笏。笏,毕用也,因饰焉。”“史进象笏,书思对命。郑玄注:书之于笏,为失忘也。”这说明笏本来是官员拿在手里当记录本用的,怕把君臣之间议事所说的重要事情忘了,后来渐渐演变出礼仪和装饰的功能。 

  陈鸿钧介绍,唐武德四年(621年)以后,规定五品以上官员才能执象笏,六品以下官员执竹、木笏,形状也有规定:三品以上的笏,前拙后直;五品以上,前拙后屈,后又改为上圆下方。明代规定五品官员执象笏,六品以下执木笏。陈绍儒作为南京工部尚书,属于二品官员,拿象牙笏是合乎礼制的。 

  那工部尚书前面为什么要加“南京”二字呢?陈鸿钧解释:“永乐帝朱棣(1403-1424年)迁都前,曾置行在六部,设尚书。迁都后官署北移不称行在,原南京官署加‘南京’二字,亦置尚书一人,秩同北京。”也就是说“南京工部尚书”的级别,其实和在当时国都北京的“工部尚书”是一样的。 

  陈绍儒来过镇海楼,曾赋《夜宿五层楼》七律二首。陈鸿钧说,生前登楼赋豪诗,死后朝笏镇雄楼,亦算作一则趣闻奇缘。 

  关于笏,陈鸿钧还讲了一个有趣的故事:古代的官服没有袋,于是便将笏直接插在腰带上,叫“搢笏”。唐玄宗时,张九龄为相,因年老体迈,搢笏于腰带后,跨上马很困难,便找人裁制了一个放板笏的布袋,称“笏囊”,让随从拿着,跟着他上朝。要说这位出身岭南的名相“带货”能力还是很强的。很快“笏囊”就在长安流行起来,而且“百僚则各有笏囊,亲吏执之”。有没有贴身随从帮着拿笏囊,在一定程度上代表了官员的身份和职位的高低。这大概跟古代读书人上京赶考,总免不了要带个书童一样。 

  满床笏 崔义玄与郭子仪的误会 

  由于当时官员所持笏板与级别、服色相配,所以唐、宋时期规定在几乎所有重要场合都要拿笏板,以便于礼官安排相应的位次,也便于相互辨认。因此衍生出“满床笏”这个典故。 

  现在说起“满床笏”,多指一个民间传说,说的是唐朝名将汾阳王郭子仪六十大寿时,七子八婿皆来祝寿,由于他们都是朝廷里的高官,手中皆有笏板,拜寿时把笏板放满床头(一说放满象牙床)。后来这个主题被画成画,编成戏剧,写入小说,广泛流传。至明清两代,《满床笏》成了从官场到民间看戏时的重头。这一典故遂被用来借喻家门福禄昌盛、富贵寿考。旧时中国民间有钱人家,要把郭子仪的画像悬挂中堂,称作“天官图”,以祈全福全寿。 

  实际上“满床笏”的最初源流,出自《旧唐书·崔义玄传》:“开元中,神庆子琳等,皆至大官,每岁时家宴,组佩辉映,以一榻置笏,重叠于其上”。崔义玄是今山东武城人,出身著名的望族清河崔氏。隋朝大业末年投奔李密起义军,未受重用,之后说服黄君汉一起归唐,授为怀州总管府司马,两人领兵击败王世充大将高毗,以功封清丘县公。后从秦王李世民灭掉王世充,攻占洛阳,转任隰州都督府长史。武则天被立为皇后的过程中,崔义玄为她谋划,最终将长孙无忌等反武势力去掉。显庆元年(656年)出为蒲州刺史,不久去世,年七十一,赠益州都督,谥号贞。武则天当皇帝后,追念他的功劳,重赠扬州大都督。 

  至于崔义玄的史实怎么就变成了郭子仪的故事呢?大概是因为郭子仪名气更大,受“马太效应”影响,在民间中很容易被各种传说“嫁接”。而且两人都有平定叛军的战功。年深日久,就越传越神,也越传越错了。

  文、图/广州日报全媒体记者 卜松竹 

(来源:《广州日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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