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粤语话剧—— 中国话剧界的一朵奇葩
中国话剧奠基者欧阳予倩说:用粤语演出话剧是没有困难的
撰文/供图 周利成

  2019年5月16日,香港焦媛实验剧团在昆明剧院演出粤语话剧《金锁记》,这是该剧亮相10年来的第108场演出。在昆明的演出,赢得观众经久不息的掌声,演员们一次次返场谢幕,观众们久久不肯离场。为满足观众需求,剧团遂于17日晚加演一场。 

  粤语话剧《金锁记》首演于2009年的香港,在大获成功之后,这部改编自张爱玲原著、王安忆编剧、许鞍华导演、焦媛(有“香港舞台剧女王”之称)主演的粤语话剧,开启了北京、上海、广州、天津、苏州等地的巡回演出,继续收获如潮的好评。5月16日在昆明演出,是它的最新巡演。 

1947年第3期《粤声杂志》中记述“粤语话剧”的文章
2017年3月18日,香港焦媛实验剧团在天津大剧院演出粤语话剧《金锁记》 图/视觉中国

1926年第3期《民新特刊》中的欧阳予倩 

  粤语话剧《金锁记》的成功演出,让传统地方戏剧——“粤语话剧”再次进入人们的视线。那么,粤语话剧是从何时兴起的呢? 

  1欧阳予倩、田汉与粤语话剧 

  话剧是一种从国外移植到中国的戏剧形式,传入于上世纪初。话剧正式走上中国舞台,是以1920年上海新舞台上演萧伯纳名剧《华伦夫人之职业》和民众戏剧社的成立为标志。欧阳予倩、洪深、田汉为中国话剧的奠基人。 

  1929年2月,上海艺术学院的欧阳予倩、田汉应广东省政府主席陈铭枢之邀,在广州成立广东戏剧研究所(所址在永汉北路附近的一幢楼房内,1931年被裁撤停办)。戏剧研究所出版有《戏剧》刊物并附设演剧学校等。洪深任学校校长,田汉任名誉校长,学员初时俱为广东籍人士,有赵如琳、卢敦、罗品超、章彦、陈酉名等,聂耳也曾一度加盟。在这期间,广东戏剧研究所组织演出《怒吼吧,中国》等几十个剧目。针对学员均为广东人的特点,他们排演的话剧剧情均为本地故事,且都以广东方言演出,故称粤语话剧。公演时,因是原汁原味的粤语辞藻,贴近广东生活的剧情,给观众以强烈视觉听觉冲击,遂名噪一时。 

  欧阳予倩在《用粤语演话剧》一文中记叙了他与粤语话剧的情缘。1928年,他到广东来,第一次接触粤语话剧是在中山影画院,观看中山大学童军阳光社和呼唤剧团的粤语话剧演出,欧阳予倩一下子就喜欢上了这一舞台艺术。尽管演员们全用粤语演出,但他居然全都能够明白。在喜爱的同时,他也觉得演员们的“语调有许多不自然不够力的地方”,尤其是阳光社用几名男演员饰女角,“格外破坏了气氛”。他认为这或许是“因为他们的舞台经验不够,排练的时间太短的原因”。 

  第二次,他到岭南大学观看该校女生表演的《女知What every woman know》。该剧由陈受颐博士导演。演出时,虽然演员对脚本略显生疏,但对白却较流利自然,效果很好。 

  第三次,则他是在上海的南国社时候,亲自导演的《车夫之家》和《空与色》,演员均来自呼唤社,全部用粤语演出。就表演而论,要比在中山影画院演出时进步了许多,但也存在一些不满意的地方:一是时间太过仓促,排练太少,演员对剧本掌握还不够熟练;二是演员对剧本的理解不够透彻;三是他撰写的剧本为国语,演员自行改编成粤语,有很多地方转换得不够恰切。 

  2“要求在广东普及呢,当然要用粤语” 

  通过这三次与粤语话剧的亲密接触,欧阳予倩与之结下了不解情缘,并且展开了长时间的艺术探索和理论研究。为此,他曾深入到观众中广泛调查。他问一些广东学生:“你们以为用国语演戏好呢,还是用粤语演戏好呢?”有一名学生回答说:“要求在广东普及呢,当然要用粤语;可是国语在舞台上的效果似乎明显些、有力些。因为北方的音高些,南方的音低些;北方的音强,南方的音弱;北方的音容易兴奋,南方的音只是轻清。”还有人说:“热带的语音已经比较低了,而时下许多伶人却提倡唱平喉,低益打油诗低,遂无丝毫激昂之气。” 

  此后,欧阳予倩又亲赴岭南大学拜访陈受颐博士,征询他对粤语话剧的看法。陈先生是广东人,而且导演过许多戏,最有发言权,他的看法当然也更可靠些。陈先生说:“用粤话演出话剧,什么情感、什么气氛都能恰如其分地表现出来,只是把国语剧本改编成粤语却要十分注意。” 

  当时,在座的谢扶雅教授谈及岭南大学的学生们正在用国语排演易卜生的《玩偶之家》。于是,陈先生接着说:“提倡国语是一回事,演戏用国语又是另外一件事。至于说演戏一定要用国语,至少在广东是不必要的。” 

  当时有剧评家认为,粤语演出话剧要分开来说,就是普通性与地方性要分清楚。譬如粤语话剧常演的《沙三少杀死谭阿仁》,因为该剧本是广东故事,你若硬用国语去演,一定不像样,观众看了一定感觉不贴切,剧情的精神也失掉了。此剧就算是在上海演出,也一定要用粤语。 

  欧阳予倩遂综合各方面的意见得出了自己的结论:“提倡国语是一事,演戏又是一事,非国语不能演戏,是错误的。粤语虽然语音低,只要均衡配合,妥当处理,演出话剧是没有困难的。” 

  3粤语话剧《雷雨》感动了无数收音机旁的听众 

  1941年春节后,陈诚、崔君侠、胡章钊几位艺术家,在上海卡德路善昌里创办了南粤剧团。在报纸上刊登招考启事,招收了十几名愿为粤语话剧努力的有志青年,在一个二十几平米的客厅里,紧张地排练着崔君侠编导的《沙氏乐苦》(即《沙三少》)。三个月后,随着兰心大戏院的幕幔徐徐拉开,《沙氏乐苦》正式与上海观众见面了。然而,这次演出在票房上是失败了,因为观众过少,票房收入寥寥无几。剧组分析原因:一是粤语话剧在上海尚未普及,二是在演出当日适逢狂风暴雨,影响了观众的到来。但当时的数家报刊,刊登了演出的消息和报道,上海人第一次听说了粤语话剧这回事。 

  这次的失败并没有让他们气馁。不久,在剧作家流萍的极力推动下,演员们又开始了第二出戏的排练。 

  此剧就是流萍编剧、谭铎导演的《魂兮归来》。1942 年10月初,借着为上海孤儿院筹款之机,《魂兮归来》公演于卡尔登大戏院。此次演出大获成功,其意义不仅只是一场义演善举,更赢得了许多观众的眼泪,给他们留下了深刻印象,使他们对粤语话剧产生了浓厚的兴趣。 

  然而,演出的成功并没有解决剧组经济困难的现实,尚处弱小的南粤剧团因入不敷出而宣告停顿。一年后的夏天,极富毅力的流萍先生筹得一笔资金,再次召集南粤剧团的原班人马来到南京,在烈日炎炎的酷暑下,排练了他亲自编导的《风尘鹣鲽》,上演于中国大戏院,让南京人第一次领略到粤语话剧的魅力。但在国难当头的残酷现实下、在亡国之痛的悲愤中,南粤剧团终于还是倒下了。 

  1947年夏,广东播音联谊社话剧组的艺术家们,再次合力扶持粤语话剧。经过两个月的排练,无线电波中送出他们第一个结晶品《雷雨》。这部四幕名剧感动了收音机旁的无数听众,他们数度请求重播。因当时没有录音,每次播出均为演员们在密不通风的播音室,淌着热汗现场直播。 

  此后,他们又排演了一部文艺性的独幕剧《晚祷》,或许是因了曲高和寡的原因,反响平平。 

  随后,不服输的艺术家们再次排练何慕华、伊铣编导的《谍魂》。主要演员青薇和其他演员都全神投入排练,努力将剧中人物的性格和心理惟妙惟肖显现,而灯光、布景、化妆等环节,均达到当年话剧表演的最高水准。 

  经过四个月的紧张排练,在社会各界的热盼之中,1947年10月14日,《谍魂》终于在虹口海光大戏院与观众见面了。这次演出得到社会各界一致好评。有人甚至赞称,该剧可与经典国语话剧《大马戏团》《秋海棠》相媲美。 

  《谍魂》的成功上演,让剧组上下均感到无比的兴奋和激动。广东播音界联谊社话剧组正式成立了以韦辅民为团长的联谊剧团。然而,随着内战日紧,时局动荡,新成立的剧团并没有排演出超越《谍魂》的剧目,联谊剧团的辉煌也仅是昙花一现。 

  4 演出超过400场的《七十二家房客》 

  1953年,司马文森、曾炜等艺术家创作的多幕粤语话剧《出路》,在全省多地巡演70余场,久违了的演出再次唤醒了广东民众对粤语话剧的记忆,许多偏远地区的农民为了看一场戏,一清早就背着行李出门,走上几个小时的水路,傍晚到达演出地,晚上看了戏就地睡觉,第二天再回去。 

  1960年,著名演员张悦楷、林兆明等主演的《七十二家房客》将粤语话剧推向高潮,在三年的时间里,剧组从城镇到乡村,演出400余场,赢得观众的热烈欢迎。《七十二家房客》也成了粤语话剧的经典剧目。 

  改革开放后,粤语话剧重现剧场,艺术家曾炜改编了欧阳山的《三家巷》,由广州市话剧团主演,在南方剧场演出60多场。进入上世纪90年代后,粤语话剧再陷低谷。 

  粤语话剧《金锁记》的再度辉煌,让这种有着无数拥趸的传统艺术剧种的振兴重现希望之光。 

  撰文/供图 周利成 

(来源:《羊城晚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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