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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0年前的那个秋日
“广州号”开始了第一次环飞之旅

  1889年,张惠长出生在广东中山张家边大环村。沉浸在欢乐之中的家人大约不会想到,这个孩子将来不但会成为这个县的“县太爷”,而且会成为第一个完成环飞中国壮举的国人。 

  1928年11月11日,张惠长和三名同伴一道驾驶着“广州号”飞机自广州大沙头机场起飞, 沿长沙、汉口、南京、北平、沈阳一线北上, 后经天津、上海、南昌航线南下, 同年12月18日返抵广州,37天飞了5890公里。  

“广州号” 
张惠长与妻子薛锦回 

孙中山和宋庆龄在大沙头试制的“乐士文号”前合影 

  今年正好是他们环飞中国的90周年。 

  缺乏导航设备 

  最能倚仗的是技术和勇气 

  坦率地说,从“广州号”的航线来看,号称“环飞中国”也许略有一点不足。因为它毕竟只是沿中国的东中部从南到北进行了环线飞行。但一切事情都要考虑当时的现实条件。开飞机不是今天拿着遥控器放无人机。人上了天,需要有地面导航,需要有能着陆的机场,需要有地面维护的设施和人员。总不能把飞机开到杳无人迹的芦苇荡里去吧。实际上,“广州号”的这次飞行,是在当时机场导航通讯设备很原始、沿途航路根本没有导航仪器的情况下进行的。飞行员的经验和勇气起了非常大的作用。所以此次环飞的消息一出,震动国际航空界,被视为壮举。 

  张惠长的飞行,有一个直接的刺激因素,即1927年5月20日凌晨,美国飞行员林白驾机从纽约起飞,横跨大西洋到达法国巴黎,全程6000公里的长途飞行。此一飞行轰动世界,林白被视为国家英雄。对比中国的飞行员,多是只能在本地上空绕几个圈圈,普遍缺乏长途飞行经验。以此等能力,要执行更加复杂艰巨的飞行任务,恐怕是令人心中不安的。因此当时国内航空界人士认为,必须重新唤起国人重视航空建设的意识,激发飞行员认真苦练过硬本领的勇气。策划一次具“爆款”效果的全国长途飞行,展示飞机的力量,无疑是达成这一目的的最佳手段。于是当时国民革命军第八路总指挥部航空处迅速展开筹划。 

  因当时不少地区事实上仍处于新军阀武装割据的局面,1928年夏,由中华航空协进会第二特区(广东区)的名义出面,向美国瑞安飞机公司购买了两架NYP-2型5座单翼飞机。这是林白长途飞行的同型飞机。一架是陆上型,一架是水上型。“广州号”是陆上型,“珠江号”是水上型。 

  据历史资料记载和专家考证,“广州号” 确定长途飞行路线后,中华航空协进会和航空处发电给沿线各地,请求予以合作。各地的航空界都很兴奋,纷纷表示尽心尽力,确保成功。11月11日8时15分,张惠长率第二飞机队队长杨官宇、航校教育长黄毓沛、随机机械师杨标4人组成机组,从大沙头机场升空。中外各界代表及航空界人士数百人到场欢送。周宝衡、陈庆云驾驶另外一架飞机伴飞至韶关返回。 

  沿途都是最高级别接待 

  开长途航邮先河 

  “广州号”以约130公里的时速飞了6小时,降落在途中的第一个目的地——武昌南湖机场。这段航程创下了当时中国航空史上飞行的最远距离,同时也是飞行时间最长,速度最快的纪录。当晚,武汉航空界人士设宴招待机组成员。13日晚,当地军政要人在武汉政治分会主席李宗仁率领下又举行了盛大晚宴,李宗仁致欢迎词。机组接受了“列子卸风”“天马行空”“天际飞鸿”“云垂天际”等锦旗。 

  休息一天之后,15日9时50分,“广州号”由武昌直飞南京,13 时30分降落在明故宫机场,受到国民革命军第五路军总司令冯玉祥和从广州赶到南京的李济深以及孙中山之子孙科等数百人的热烈欢迎。17日,南京学生与社会各界以及市民约5万人再次在明故宫机场举行盛大欢迎会。张惠长报告了飞行经过及飞行计划,并与机组成员一道接受了银盾、银鼎等纪念品。20日“广州号”飞往北平(今北京)。张惠长载着白崇禧和首任北京市长何其巩在北京城上空绕了一圈,还做了几个特技动作。两人大开眼界。何其巩说:“不飞天不知天之广,今看北平,如一豆大吧了。”白崇禧则感叹:“一向游颐和园,以为很大,今天从空中看它,只如棋盘而已。” 

  11月26日离开北平飞抵奉天(今沈阳)。当时奉系军阀仍沿用北洋军阀的五色旗,而飞机尾翼图案已是南京政府国旗,机组担心能否为奉系接纳。当“广州号”徐徐降落在奉天机场后,张学良将军亲率官员及东北航界、社会人士热烈欢迎。他对张惠长说:“老弟,你真了不起,没有航空导向,凭着技术本领飞行全国,真是不容易呀!” 

  在天津,傅作义亲自驾车送张惠长去宾馆,盛赞他“为中国人增光”。12月4日,张惠长飞上海,携带天津报纸一批,创中国航空长途邮递之先河,五十多家媒体将现场挤得水泄不通。人们抬起张惠长高呼“航空救国万岁”。大中华百合电影公司特派员到场拍摄,当晚在新中央戏院放映,轰动全城。12月18日9时,“广州号”携带纪念长途飞行的邮件回航广州,14时安降大沙头。随带的盖有12月18日14时戳印的首日封,后来成为了收藏界的珍品。 

  缺少强大系统的工业基础 

  “航空救国”成了遗憾 

  在南京明故宫机场欢迎会上,人们悬挂这样一幅标语——“飞机是促进国利民福的第一武装”。会前,还由“广州号”凌空飞翔散发了红白色宣传“航空救国”的传单。可以说,“广州号”飞行的全程,受到的都是最高级别的待遇,并受到了普通民众的极大关注。此外“珠江号”飞机于同年12月8日从广州起飞,沿广州—厦门—福州—杭州—上海—南昌—安庆—九江—汉口—长沙—梧州—广州航线飞行,于同年12月30日回到广州,历时23天。这两次长途飞行,也是为开辟民航航线的预演飞行,其所期望达到的宣传目的,应该说在当时也达到了。 

  说到这两次飞行,不得不提的是上世纪20~40年代的“航空救国”热潮。众所周知,中国的航空事业起步期,距离世界先进水平并不远。冯如的飞行实践和飞机制作实践,在当时都达到了世界级的水平。他还是第一个提出了飞机具有“救国”之能的国人。之后杨仙逸等人在飞机制作和航空理论建构上的贡献,都足以载入史册。 

  将“航空救国”系统化提出的第一人,应该算是孙中山先生。辛亥革命前后,孙中山曾到英、美、法、德、日等国游历,从事革命的宣传、鼓动和组织工作。同时考察了当地的政治、经济、军事等有关情况,深感飞机这一当时最新科学技术在军事上和国家建设上的重要作用。他从国内革命屡屡受挫的经验教训中,联想到必须建立和加强军事力量,而飞机在军事上的作用是不可忽视的。1910年3月,孙中山在檀香山鼓动当地华侨筹办中华飞机公司,5月31日在由檀香山赴日本途中,致函同盟会会员、旅美华侨李绮庵,指出“飞船(即飞机) 练习一事为吾党人才之不可缺,其为用自有不可预计之处”。1921年经孙中山审定的广东革命政府的《国防计划》中,有关航空和空军建设的内容就达9项之多。1922年,孙中山指示在广州兴办一所飞机制造厂。次年5月生产出第一架飞机,7月在广州大沙头机场举行首架飞机命名盛典,孙中山偕夫人宋庆龄亲临。宋庆龄亲自乘机升空试飞,孙中山特为此题写了“航空救国” 四个大字。1924年底,根据孙中山指示,在广州组建了以苏联顾问李糜为校长的广东军事飞行学校,即广东航校。这是中国历史上第一所以革命为目的航校,先后开办了38期,训练飞行人员500多名,是当时中国培训航空人员最多、质量最好的一所航校。 

  孙中山和他的同事们虽然有良好的愿望,勃勃的雄心,却未能在当时建立起哪怕是基础性的航空产业。在冯如等人早期的探索之后,中国自己的飞机设计、制造并未能有进一步的突破性进展,长期需要依靠进口以供国内航空事业所需。在社会动荡、军阀割据的环境中,孙中山等仁人志士建立强大和完备的实业体系和工业链条的构想无法实现,而它们恰是作为现代工业顶峰的航天工业的必备基础。要等到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成立,航空工业才能继续迈出追赶的脚步。但广州作为中国航空光荣与梦想的起步之地,必将继续其荣光。

  文、图/记者 卜松竹 

(来源:《广州日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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