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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州文博
老广州的两条中轴线
城市中轴线有两种作用: 一是便利南北交通,二是用来确定政治中心和经济中心
文/图 叶曙明

  民国广州地图,红线为中轴线 

  壹 宋代广州的中轴线在北京路 

  中轴线在一个城市格局中,非常重要,它就像一个“纲”,纲举目张。抓住城市中轴线,就抓住了城市发展的脉络了。 

  在古代中国的城市中,中轴线往往起两个作用:一是作为城里南北交通的主动脉;二是用来确定城中政治中心和经济中心,府衙县衙皇宫隍庙以及大的贸易市场一般都在这条线上。 

  在许多人的印象中,广州的城市中轴线,就是北起越秀山中山纪念碑,经中山纪念堂、广州市政府、人民公园,乃至珠海广场。这条中轴线,是20世纪二三十年代,在大规模城市建设中形成的。但如果从民国再往前追溯,广州第一条城市中轴线在哪里? 

  清代广州地图,红线为中轴线

  翻开广州老城区的地图,北起越秀山,南至珠江边,西至西门口,东至德政路(到明代扩张到大东门)。这个格局,是在宋代基本成型,并一直延续到近代。那么,宋代的广州的中轴线,又在哪里?不在人民公园,而在北京路。 

  当时北京路的中轴线,北起越秀山顶,经洪桥街、正南路、北京路,直达珠江边。且不说宋、元时代的广州,就算从明代建镇海楼算起,这条中轴线也有六百年历史了。 

  有一个现象足以证明北京路为中轴线之说,那就是广州的考古发现,离市中心最近的古墓,西边在人民公园有南北朝时期南朝的墓,东边在烈士陵园有西汉墓。而在这两地之间,即北京路一带,却没有发现任何古墓。 

  众所周知,墓葬一般都在城郭附野,不会建在城市中心,虽然人民公园是广州公认的中轴线,但仍有南朝古墓的出现,可见那时这里已属城郊了。而在北京路,人们迄今只发现古代层层叠叠的马路,层层叠叠的繁华。尽管坊间曾有传说,赵佗可能葬在北京路附近的番禺二山,但这纯属臆测,无凭无据,也不被历史学家认同。北京路作为城市中心的历史之久,已超乎一切文献记载之外,甚至超乎我们的想象之外。 

  从传统风水的角度说,中轴线纵横交汇之处,是全城“正穴”,也称“堂穴”,行政中心宜建在这个位置。所以明代的承宣布政使司署设在北京路北端,是有风水上的道理的,因为它是中轴线上的“正穴”位。 

  贰 中轴线东是内贸码头 西是外贸码头 

  早期的布政使主管一省政务,后来改成主管民、财二政,俗称“藩司”。在布政司署西侧是知府署(也是唐代的飨军堂,宋代的经略司西园、元代的广州路总管府和清代的广州府衙);它的东侧是南汉时期的皇宫所在,也是元代的广东行中书省。栋宇连云的官衙建筑,与北京路呈丁字形,东西一字排开,红墙绿瓦,门枪林立,气象森严。 

  中国传统的重要官署建筑,大多建在丁字路口上,这是一个神秘现象。布政使司署建在现北京路与中山五路的丁字路口(中山五路至省财厅一段北京路是后来才开通的),原番禺县衙也建在现德政中路与中山四路的丁字路口上,德政北路也是拆掉县衙后开通的马路。 

  官署建在丁字路口,首先是为了展示威仪,大门正对着的大街,俗称“天街”,通常连接着城门或码头,是新官上任时鸣锣开道进入官署之路。北京路南端是天字码头,建于清雍正七年(1729),是官家专用码头,南来北往的官员,经水路抵达广州,都从这个码头上下船,从双门底进入广州城,至今仍留下一条“接官亭”的巷子。其次,丁字路是出于防御进攻的需要,当敌人沿“天街”攻击官署时,前无去路,而守军则可以从两侧夹击敌人。 

  当年朱元璋一统天下,自京师到郡县,都设立卫所(驻防军队单位),屯丁戍守。广州的左右卫,一个在今天的广卫路附近,一个在越华路小东营附近,正好从两翼拱卫着这条中轴线。明代吉祥路南段名卫边街,意思就是在卫所的旁边,一旦布政使司署和其他官署受到攻击,他们可以马上出动,从仓边路、吉祥路包抄过来。 

  左右卫这种驻防制度,在清雍正年间被裁撤了。不过,后来开辟广卫路时,依然用了一个“卫”字,让我们可以找寻到明代卫所的遗痕。 

  古人称中轴线东面为之“日角”,西边为之“月角”,日角宜发展内贸市场,月角宜发展外贸市场。汉、唐时期的长安城就是这样规划的。我们再看看宋代广州这条中轴线吧,东边有个东澳码头,在今大塘街以南清水濠处,是主要的盐运码头(盐是最重要的内贸商品之一);西边有个西澳码头,在今海珠中路与大德路交界处,是主要的外贸码头,航线可以通到印度洋、波斯湾。这完全符合古人对中轴线规划布局的要求。 

  叁 利玛窦曾在拱北楼内细观铜漏壶 

  中轴线从藩司往南延伸。北京路分为几段,中山五路至西湖路一段叫双门大街(又叫布政司前街,明代叫承宣街),西湖路口耸立着著名的拱北楼,始建于唐代,后来在历代战乱中,毁了又建,建了又毁。古书记载,拱北楼筑基广十丈四尺,深四丈四尺,高二丈二尺,虚其东西二间为双门,而楼其上者七间,是广州的一个重要地标,北京路也因此而有了“双门底”的俗名。 

  在拱北楼上,有一座元代制作的铜漏壶,构造精巧无比,经过了上百年还分秒不差,全城官民计时都以它为准。明代时意大利的耶稣会传教士利玛窦到了广州,他是一个制造精密仪器的高手,曾自己制作天体仪、地球仪和计时用的日晷等物品,送给中国人。他对这个漏壶也兴趣盎然,很想仿造一个,但绞尽脑汁也无从入手。它精密到什么程度呢?1919年广州要拆城墙,把漏壶移置博物馆,但就这么一移动,从此无法复原了。 

  清初平南、靖南“两王入粤”,攻陷广州后,面临一个难题,谁才是广州的新主人?为了不伤和气,干脆平分秋色,把广州一分为二,城东归靖藩,城西归平藩。而他们分割广州的中间线,就是北京路,甚至连拱北楼的双门,也一人守一个,靖藩守东谯楼,平藩守西谯楼,各有各的地盘,井水不犯河水,大家相安无事。 

  1912年,孙中山正式卸任中华民国总统,从南京乘船返回广州,在天字码头上岸,沿着“天街”北京路进城。当时全城沸腾,万人空巷,从双门底至都督府,一路上张灯结彩,好像过节一样。 

  1918年10月,广州市政公所在育贤坊禺山关帝庙挂牌办公,主持大规模的城市改造运动。永汉街至双门底统称为永汉路,其后一度改为汉民路,之后又恢复为永汉路,至“文革”改为北京路。无论世事如何变幻,无论名字改成什么,它依然是广州的中心街道,地位无可撼动。 

  肆 第二条中轴线“求通不求直” 

  上世纪二三十年代,广州市政府规划城市新中轴线时,维新路(后改名起义路)是作为中轴线的主要马路,按模范马路的标准去建设的:路面宽阔,两旁不建骑楼,而是种植路树,与惠福路构成十字形的绿化带。但从地图上看,这条中轴线,从越秀山的中山纪念碑至起义路广州社会主义学院一段,都是笔直顺畅的,但接着突然变得歪歪扭扭,斗折蛇行了。 

  原来,在清代末年科举废除之前,是广东的书院空前繁荣时期,从1875年至1905年这31年间,陆续开办了51所书院,速率相当惊人。广州领风气之先,在起义路与北京路之间,形成了一个密集的书院群。四乡八镇的学子,在这里苦读六经三史,诸子百家,晨兴夜寐,书声琅琅。教育路的美名,渊源有自,并非谬采虚声。 

  广州社会主义学院原址,有梁氏宗祠(梁千乘侯祠)和黄氏的千顷堂。《白云粤秀二山合志》说:“即以合族祠而论,梁则祖千乘,黄则祖千顷”。千乘和千顷都在起义路上。 

  由千顷堂建成的千顷书院,名气虽不算很大,并不在广州最有名的七大书院——粤秀、应元、学海堂、广雅、越华、羊城和菊坡精舍之列,但黄、梁二氏皆广东望族。修筑维新路时,本来是要穿过梁、黄两家宗祠(书院),广东名流梁士诒(曾任北洋政府国务总理)、梁启超(曾任北洋政府司法、财政总长)和将军府将军黄志恒,分别致函当时的广东军政府,要求保护千顷书院,结果,马路开到千顷书院,便绕了一个弯,使这条中轴线变得和丈八蛇矛一般了。而梁氏宗祠(即青云书院),却被拆毁割让包括西斋昌后堂三大座在内将近一半的面积。 

  当年广州的马路,大都“只求通不求直”,在某种意义上,反映了广州人的性格,重实用而轻观瞻。

(来源:《羊城晚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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