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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州文博
一波三节民国广州建公共肉菜市场
郭 凡

  壹

  1919年,广州第一座市营公共市场投入使用

  摊贩是中国社会重要的零售商人群体,其对促进商品流通、

  满足人民日常生活需要有重要作用。但是,城市摊贩在卫生、交通、市容市貌等方面带来诸多问题,往往也成为地方政府治理和整顿的对象。

民国期间的广州市场

  清末民初广州市民的日常食料供给主要来自于街巷内自然形成的墟市和小商小贩沿街叫卖。1918年广州市政公所成立后,开始意识到市场作为市民日常饮食唯一取给场所,其买卖交涉频繁,行人往来拥挤,如果不布置妥善、秩序井然,则不仅妨碍交通,观瞻不雅,也大大危害治安和卫生。因此,规划建筑公共市场成为广州文明都市的首要任务,市政府开始选择适中地点分别建筑市场。

  1919年,广州第一座市营公共市场——禺山市场建成并投入使用。1925年,广州第一座商营公共市场——南益市场建成并开业。

  1931年,广州工务局继续规划市场建设。当时,全市除市营禺山市场和商营南益市场外,其他地方都没有合适的市场设置,根据计划拟在全市分设24所市场,年内先按照南益市场模式招商开办7所,建设费用由承办商负担,无需市政府拨款。

  1933年,广州市政府颁布《广州市政府招商承办市场章程》,后又出台《广州市招商承办菜市场办法》,招商前政府先勘定,公告市场名称,划定市场地界及市场管辖范围;规定市场应有猪牛羊暨其他兽肉类、鸡鸭鹅及其他禽鸟类、鱼虾蟹及其他水族类、蔬菜豆腐及其他咸杂类。

  市场建成后出示公告,限在该市场管辖街道经营上述商品的摊贩一律迁入市场,并规定摊位租金收取标准,市场批期一般为20年,期满后市场上盖建筑物无条件交还政府。到1949年广州相继建成市场14座。

  民国时期广州的公共市场包括政府投资经营(市营)和商人投资经营(商营)两种,以商营形式为主。两类公共市场的管理基本一致,即摊位管理由财政局负责,卫生事宜由卫生局负责。警察局(公安局)则在解决市场纠纷、维持市场秩序方面加以协助,主要是在公共市场建成之后,勒迁市场外商贩以及限制市场外小商小贩叫卖的问题;再就是抗日战争胜利之后,面对战后破败在恢复原有市场以及搭建临时市场的任务中,警察也发挥了重要作用。

  贰

  公共市场建成后的难题:商贩拒绝迁入

  新的公共市场建成之后,最大的难点就是要求市场之外的商贩迁入市场进行交易。为了维护市场内商贩的利益,广州市政府还为各市场划分了所属街道范围,规定“肩挑鱼肉菜蔬者不得在市场所属街道内摆设”。

  尽管新的市场具有良好的环境和完善的管理规则,但是对于小贩来说,迁入市场就得按月缴纳租金,售卖行为也要受到市场管理条例的约束。而在市场外摆卖则较为自由,且不用交场租,这对小本生意的商贩来说更为实惠。因此在市场建成后,小贩们都拒绝迁入市场,继续在市场外营业,影响了市场的正常经营。以南益市场、观莲市场等例子,说说当时市政府、市场经营商和商贩们的博弈情况。

  南益市场是广州市第一个商营公共市场,1925年6月开业后就受到商贩的抵制。据当时报道,一德路南益市场开业后数月,附近商贩多未迁入市场营业,以致形同虚设。商贩们有的以市场章程不够完善为借口,有的以市场租金过于昂贵为借口,还有的店主以铺位位置不好为借口,拒绝迁入南益市场。

  南益市场代表呈请市政府饬令干涉,市政府着公安局即令该管区署从严干涉,限定日期让商贩迁入。虽经公安局和卫生局会同调解南益市场与各街商贩的争执,但双方各走极端,协调不下。最后,市政府认为南益市场立案章程“未尽完善”,令公安、卫生两局重新改订,并经市长孙科核准,将“场内每月租金三十元之摊位减为十六元”作为让步,得于1928年6月1日重新开市。

  后来一些摊贩又以市场摊位未定为借口,仍旧拒绝迁入。市政府的态度是“南益市场已由公安局会同卫生局派员召集各商贩当众执阉以定各摊位号数,该商等既迁入在前,自应遵照议决案办理,着即安日营业”,同时指示公安局“如敢违抗着即拘究,毋稍瞻循”。一些拒迁铺户被政府采取强力措施封铺拘押。

  观莲市场也遇到了同样的问题。据当时的《广州民国日报》

  (1932年9月17日)报道:“观莲市场建筑完竣,历时两月,前经市府出示招各商贩投承营业,惟至今都未有商人到该市场营业,同时市场仍未举行开幕典礼,此事殊令社会注意。”

  观莲市场各街小贩代表提出:“场内摊租,租价太昂,请市政府体恤小贩,将摊位规定一平允租值,不能任场商自订租价……”为此两次呈请公安局进行协调解决。公安局虽然认为市场摊位方面的问题属于财政、卫生两局的管辖范围,要求小贩代表向主管机关呈诉,同时也主动与财政局开会协商,将摊位划分公平租值,商贩与市场双方才表示服从,并于10月1日正式开业。

  叁

  街头肩挑小贩与市场内商贩起冲突

  公共市场开业之后,仍有大量商贩不愿进入市场经营,在市场所属范围内或是在市场附近营业,抢夺市场生意,引起市场内商人抗议,甚至退出市场营业。

  1928年初,禺山市场全场商人联合反映有肩挑小贩在禺山市场前空地摆卖,妨碍了市场营业,请市政府照章维持市场生意。市政府令公安局进行调查,如确实对市场有影响,应寻找其他地点将其迁移,以免抢夺市场生意。

  公安局派督察员前往查勘后,了解的情况是:小贩们摆卖的地点以树内为界,与市场相距三丈余,且肩挑摆贩卖的是下等物,而市内营业者卖的属于上等物,双方营业各有不同;另外,遍查附近四处均无相当空地足够迁移。因此,公安局认为照此情形实属两无妨碍,指定摆卖地点是为了容纳小贩,以免妨碍交通,现在该处既然没有合适地点安置小贩,自然不能将此摆卖地点撤销,令小贩流离失所。

  接到公安局的报告后,市政委员长林云陔批示:“姑准暂行保留,惟对于小贩人数应认真查明,不准随时增加以示限制,仍一面妥觅相当地点实行迁移,以维市场制度。”但是,小贩在市场外无租摆卖,必然影响市场内生意,随后市场内陆续有人退出场外重当流动小贩。鉴于此种情况,广州市政府应禺山市场的要求,批令“市场外小贩摆卖各物如有与市场内物品相同者,急应饬令迁移……”

  不久,市政府再次命令公安局“迅将禺山市场外小贩一律勒令迁移,以维市场制度。”但是直到一年后,公安局还在勒令该区严厉执行勒迁令,说明禺山市场外仍有小贩经营。

  肆

  小商贩利益受侵,向省政府诉愿并惊动中央内政部

  在市场管理过程中,警察部门作为具体执行者有时会遇到因法律的解读问题而左右为难的时候,撤销东山临时小贩场事件就是一例。

  1935年3月,广州在东山成立东华市场,市政府把原来设在东华市场的临时小贩场撤销,要求各摊贩迁入东华市场营业。摊贩大为不满,推举梁冠民等为代表,向省政府提起诉愿,被驳回后又向西南政委会提请要求。

  东华市场方因此呈请执行市政府令,勒令各摊贩迁入营业。就在省会警察局指示东山警察分局核办此事的时候,省政府秘书处又通知梁冠民等依法补具手续向中央内政部提起再诉愿,因此要求暂缓勒迁。

  省会警察局根据当时的《诉愿法》中“有诉愿未决定前,原处分不失其效力”的规定,专门向省政府去函请示:此案到底是按照市政府的决定办理,还是等内政部判决之后再执行。

  为此,省政府主席黄慕松又致函内政部,说明此案原委,并就《诉愿法》第11条“诉愿未决定前,原处分不失其效力,但受理诉愿之官署得因必要情形停止其执行”的规定,请内政部对但书规定先行作出解释。

  1936年10月28日,内政部复函,认定市政府原来的决定有效。

  这是一件涉及小商小贩利益的小纠纷,处理起来还颇为复杂,前后花了一年多时间,涉及警察部门、市政府、省政府乃至中央内政部,说明当时各级政府部门也是比较依法办事的。

(来源:《羊城晚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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