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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业
这件珐琅器见证清代繁复华丽的审美

  中国古代工艺品中最晚形成的著名品种是珐琅,其中比较常见且为人们熟知的品种,就是俗称的景泰蓝。它大约于13世纪末叶由阿拉伯国家传入中国。在中华民族博大精深的艺术土壤上,这种以金属为胎, 填敷珐琅釉料烧制而成的作品, 很快融汇了民族的传统风格, 生长为一颗璀璨的明珠。  

金胎錾胎珐琅嵌画珐琅执壶 图:@故宫博物院 
清 乾隆錾胎珐琅金鼎 广州博物馆藏 
清 錾胎珐琅太平有象 图:@故宫博物院
 

明宣德 錾胎珐琅缠枝莲纹盒 图:@故宫博物院

  广州中,收藏着一件“清乾隆錾胎珐琅金鼎”。这是一件晶莹华丽、流光溢彩的精品,是当时广州工匠制作并呈送宫廷的,代表了工匠之手所能达到的最高水准。 

  “广造”珐琅匠人 是宫内的倚重 

  这件珐琅金鼎双耳作“云花”式,鼓扁腹,圜底,三兽首柱足,通体饰有红、黄、蓝、绿、白五色花纹图案,以黄色细弦纹为底,肩饰绿色如意纹,腹饰蝠云纹及团寿字,纹饰图案寓意“福禄寿”,腹外底有“乾隆年制”楷书四字方款,带盖,盖顶饰有绿色翡翠一颗。造型精美华丽。 

  这件精品是当时广州工匠的作品,并呈送北京成为皇家用品。后来由故宫博物院调拨广州博物馆收藏。广博研究人员余曼指出,清代錾胎珐琅工艺的制作中心是广州。广州錾胎珐琅是在欧洲金属工艺和珐琅工艺影响下发展起来的。由于广州在清代是对欧美贸易的唯一门户,许多外国人都由此进入中国。珐琅制作就是受了他们的影响而发展到一个很高的水平。 

  当时,清宫内造办处的珐琅作匠人大多是由粤海关选入,称为“南匠”。广州珐琅制作的鼎盛期在乾隆年间。乾隆帝曾下旨在长春园北部修建方外观、海晏堂、远瀛观等西洋式建筑群。室内陈设需要大量巨型錾胎珐琅器,大大促进了广州錾胎珐琅的发展。余曼指出:“广州錾胎珐琅造型奇特,装饰豪华,图案有莲花大卷叶、缠枝莲、夔龙、夔凤、拐子、回纹、万字不到头、芭蕉等,结构严谨,布局繁密,已经看不出欧洲图案的影响。” 

  贸易往往伴随着文化交流,而且是双向的。当外国人满载着丝绸、瓷器、茶叶以及各种中国特色器物的船只从黄埔港出发销往海外的同时,他们也留下了各种思想和技艺并产生深刻的影响。广东珐琅就是其中之一。有研究者指出,它是中国工匠在学习外国工艺基础上再创造的精华,是中外手工艺术碰撞的火花。广东珐琅主要以金属为胎体,工艺种类包括画珐琅、掐丝珐琅、錾胎珐琅等。按广东省博物馆副研究馆员丁蕾的说法,广东珐琅最初受到关注,全因康熙、雍正、乾隆三帝对欧洲铜胎画珐琅制品的垂青,“17世纪末广东已经拥有能制作该种工艺的匠人。为了中国也能制作出这种奢侈品,在康熙帝积极推动下,清宫‘造办处’引进来自广东的技术、人员和原料,并邀请外国传教士一同研发试验,最后成功烧制,建立铜胎、瓷胎、玻璃胎、宜兴胎四种胎质的中国画珐琅系统”。广州的潘淳、杨士章及江西的宋洁等十几人,即为选派进宫的珐琅工匠。乾隆时期始逐渐将铜胎画珐琅委托给粤海关制作,随之而来的结果是将清宫画珐琅的技艺与风格又回传广东。 

  在乾隆朝 珐琅工艺发展到鼎盛 

  珐琅是以矿物质的硅、铅丹、硼砂、长石、石英等以适当的比例混合,分别加入各种不同颜色的金属氧化物,经焙烧研磨制成粉末状彩料后,根据不同的工艺,填嵌或绘制于金属胎体上的一种艺术创作过程。金属錾刻技法是我国古代一种传统的金属器加工方法,早在商周时代,当时的工匠们就将这一技艺广泛运用到青铜器的装饰上,并制作出图案精美的青铜工艺品。 

  珐琅是外来工艺名称的音译。我国古代文献中“佛菻”“佛郎”“拂郎”“发蓝”等词均为珐琅的旧称,是因译名不统一而出现多种写法而已,实为同一物质或同一工艺。明清鉴赏著录中的“大食窑”“佛郎嵌”“鬼国嵌”等名称,也都是指珐琅工艺的不同制品。清代以来又称为“景泰蓝”,清内廷称烧造珐琅工艺的作坊为“珐琅作(厂)”。 

  具体到錾胎珐琅器,顾名思义是将金属雕錾技法运用于珐琅器的制作过程中。它的具体制作工艺过程是先在已制成的金属胎上,按照图案设计要求描绘纹样轮廓线,然后运用金属雕錾技法,在纹样轮廓线以外的空白处,进行雕錾减地,使得纹样轮廓线起凸,再在其下凹处点施珐琅釉料,经焙烧、磨光、镀金而成。清代乾隆年间錾胎珐琅器的制作, 除以广州为最具代表性之外,内廷珐琅作和扬州也偶有制之。内廷珐琅作所制的錾胎珐琅器,镀金厚重坚实,充分显示了皇家的尊贵气派,釉色纯正浑厚,并多以深色珐琅釉作底。 

  据统计,故宫博物院现藏的几十个类别共计186万余件珍贵文物当中,珐琅类器物近7000件,其时代上自元明,下至清末,其中又以乾隆时期为主。其主要来源有:宫廷御用作坊的制品;各地官府奉旨承造的宫廷御用品;还有地方以各种原因进到宫中的作品。这些作品代表了不同时期珐琅工艺的最高水平,是一份完整的中国金属胎珐琅工艺发展演变历史的极为珍贵的实物资料。 

  似乎只有繁琐华丽才能得到乾隆的嘉奖 

  西欧錾胎方深受拜占庭掐丝珐琅的影响。13世纪成吉思汗的远征军队横跨欧亚大陆,蒙古铁骑每每攻占城池唯有身怀技艺的工匠得以免杀,或“取工匠随军”或“取工匠分于各营”,这条“惟匠得免”的政策大体可以肯定大食掐丝珐琅工匠被虏随军成为工奴,后又来到我国。不少中外学者都认为,从理论上说,掐丝和錾胎这两种珐琅技术是蒙古远征军有机会接触到,并逐渐传入中国的。 

  明天顺三年(1459年)的《新增格古要论》写道:“以铜作身,用药烧成五色花者,与佛郎嵌相似……今云南人在京多作酒盏。俗呼曰‘鬼国嵌’。”同时讲到“内府作者,细润可爱”。“佛郎嵌”又称“錾胎珐琅”,我国早期的作品较少见,最早的1件作品就是一件现藏于故宫的明宣德款錾胎珐琅缠枝莲纹盒。盒里夹了一个黄签,记载着这件圆盒是乾隆四十年(1775年)从太仆寺撤下来的。盒上款识为“宣德年制”。 

  学者陈丽华指出,作为珐琅器制作的高峰,清乾隆时期的珐琅装饰手法繁缛华丽。纹饰繁缛、堆砌的装饰风格成为乾隆朝珐琅工艺的一大特色,似乎只有繁琐华丽,才能得到乾隆皇帝的嘉奖。造办处活计档中有这样的记载,例如,乾隆元年,乾隆在看过太监呈览珐琅作制作的鼻烟壶后,传旨:“鼻烟壶上花卉画得甚稀,再画时画得稠密些。”乾隆四十八年又传旨:“照稿往细致里画,别画糙了,钦此。”等等。乾隆皇帝的这种审美自然引领了这一时期的工艺品的装饰风格。乾隆时期的珐琅工艺在制作技术上已经精致成熟,故常常是将珐琅和各种不同的工艺技法巧妙结合于一体,表现出极大的完美性。如掐丝珐琅与画珐琅工艺的结合,掐丝珐琅与錾胎珐琅工艺的结合,掐丝珐琅与錾花工艺的结合,珐琅工艺与镶嵌珠宝工艺的结合等。 

  金属胎(主要是铜)珐琅器既有金属的贵重和坚固,又有珐琅釉料的光滑与装饰性,同时具有耐磨和耐腐蚀性。作为皇家生活用具,它体现出皇帝的尊贵地位,能为宫廷增添色彩。乾隆年间制作了数以万计的金属胎珐琅器皿,留下了众多的作品,而堪称稀世之珍的则是那些为数不多的精品,它们都具有极高的工艺水平和浓厚的时代特征,令人过目不忘、流连忘返。由于存量大,清代金属胎珐琅器皿,在宫廷中举目皆是,到处可见。它们上可作为典章用品和祭祀工具,下可作为陈设用品和日常生活用具,在清宫中发挥着至关重要的作用,描绘着中国艺美术史上极其光辉灿烂的一页。

  文、图(除署名外)/广州日报全媒体记者 卜松竹 

(来源:《广州日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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