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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业
广州古船长期处于国内先导地位
有论者言:广州的舟船为岭南之先,有着光芒四射的一页。

  广州从古就是个海洋城市,发展到今天,更成为海港、内河、陆运、航空的枢纽。“水”在这座城市的发展史上,很可能是第一重要的因素。有水就得有船。广州南部区域的小谷围岛、官洲岛上,考古学者都曾发掘出不少古人的墓葬。记者就此请教市考古院的专家,得到的答复是:因为充分适应了多水的自然环境,古人的步履才能抵达这些土地。

清代外销画家煜呱所绘的《广州港全景图》展现了19世纪广州港的盛况。

南越王墓出土提筒上的海船图像,被复制到了博物馆的外墙上。(图:@视觉中国)

西汉南越王博物馆收藏的船纹铜提筒

广州,史上的那些个第一

  可以想象,在那些没有高速公路,没有现代交通工具的日子里,珠江三角洲纵横交错的水道,就是古人穿行于一块又一块土地之间最便捷的路径。一根原木凿成的小船,一把简单的桨,或一根竹篙,就可能将一个人的一生安排得妥妥当当。

  西汉时的古船

  已配有当时最先进装备

  “番禺始为舟。”这句话不是后人的臆测,而是先秦时期典籍的记录。

  广州地处东、西、北三江总汇与南海交接处,附近水网密布,辖区内海岸线长,大小岛屿星罗棋布,沿海还有不少良港。水与古代广州人民的生产和生活早已结下了不解之缘,居住在广州地区的先民——古代南越人,是我国航海事业的先驱者,他们长期生活在南海之滨,练就了一身造船航海的好本领。南越人以船为棺,就说明“舟”成了广州先民不可离开的生活和生产工具。

  宋人沈怀远的《南越志》记载,“南越王造大舟,溺水三千”,这种南越舟“其大千石”(约合今天的25.5吨)。南越舟是见于文献记载的最早的广东船舶。

  历史文物则记录下了更早的船舶图像:

  西汉南越王墓在发掘时出土了一个提筒,提筒上有船纹饰,四艘同一形制的战船,艏艉相衔成环。这是一艘岭南的民族特色战船,它艏艉高翘,体型修长,有研究者认为其长宽比应为7:1左右。船体明显绘出甲板并建楼一层,船内分舱,满载战利品,其中的一舱内满是铜鼓。船上还绘有“羽人”战士提敌首级或执宰俘虏等情形,船上有桅、帆、舵等齐全的配套设施和属具。这些设施都是当时最先进的装备。提筒是古代越族储酒的器物。研究者指出,上面的图像反映的是一支大型作战船队在战争结束后凯旋的场景。这是目前国内考古发现规模最大和最为完备的海船图形。

  高级工程师、船史学者金行德指出,广州“从木板船的出现——珠海岩画中的渔船——远在四千年前到汉代的舵、锚、晋末的水密舱结构,以及其独特的船体结构、用材……均处于先导地位”。

  东汉陶船上的船尾舵:

  改变世界造船史的发明

  广州博物馆的专家们常要接待来馆里看古船模型的人。他们馆里有一件独特的藏品复制品(原件现藏于中国国家博物馆,见上图),很小,但有划时代的意义。

  这是一艘1954年在广州沙河顶出土的东汉陶船。

  记者曾经仔细观察和研究过这艘陶船,以及它的相关资料。从外观上看,它的结构复杂完备,船前系锚,船尾有舵。舱内横架八条梁担,以加强船体结构及加深吃水量。船分三个舱室,前舱低矮宽阔,可能是个货仓;中舱是船工的住处;后舱也叫舵楼,它的旁边有一个低矮的小屋,这是船上的厕所;船头还有一个小篷,这是防浪用的,浪头打在上面,河水就被挡了回去,不至于灌进船内。

  博物馆的专家说,由此可知,当时广州人民在造船方面已掌握了高超技术。

  1958年,著名科技史专家李约瑟风尘仆仆地来到广州博物馆,意外地看到这艘陶船时,他激动地说道:“就是它!就是它!这艘船说明中国是世界上第一个使用舵的国家!”

  他为什么这样说呢?因为陶船上明白无误地显示了当时船尾舵的存在,说明中国早在公元2世纪就已经发明和使用船尾舵。欧洲人一直用侧桨来控制方向,舵在欧洲的出现,是在公元12世纪,要比中国晚了一千多年。

  船尾舵作为定向工具,是岭南古代舟师的一大发明。没有控制航向的船尾舵,实现远洋航行就要困难的得多。

  广州陶船的意义不止于此。广博专家介绍,“船首系锚,以供停泊之用;船尾设舵,以使船只转向或保持航向;装置桨橹,以辅助人力推动船只前行或后退;建水密隔舱,即将船体用舱壁分隔成若干水密舱,以防船破损后水流入邻舱。这四项装置和技术,在岭南出土的汉代船模中都有所体现,它们的创造发明是我国人民对世界造船业的重大贡献。”

  历史悠久的造船基地

  造出劈波斩浪的“红头船”

  广州与船的密切关系,还在于它是历史悠久的大造船基地。

  三国鼎立时,东吴控制了岭南。东吴曾于赤乌五年(242年)令聂友、陆凯由广州出发征海南。公元265年晋建立之后,吕岱由广州发3000兵至合浦,30多艘船同行。有学者推测,大规模的海上远征,少不了由广州建造大量的战船和辅助船。

  唐代是我国造船的一个高潮期,广州当时作为第一大港、海外贸易的中心,也是最重要的造船基地之一。唐代有关广州造船的各种记载不少,如:唐张九皋任职广州时曾“召募敢勇,缮治楼船”。《新唐书》则记载,广州一地一次“能造船五百艘”。

  根据一些学者的研究我们可知,南汉时,驻扎于广州的巨舰甚多。据记载,大将苏章曾率神弩军三千、战舰百艘支援封州(今德庆)驻军,南汉后主刘鋹曾因守御广州修(造)战船,每舟成,必亲临视。宋军南下刘鋹为逃命“取巨舟十余艘,载其嫔妃,金宝浮海”,这些船每船可容百余人。

  明代,俞大猷、戚继光等名将在广州任职期间利用浙、闽艚船图式,结合广船原有特点,改进广船的技术战术性能建造了一批富有战斗力的船舰,树立了“广船”的光辉形象,广船也因之成为公认的名船型。当时广州是岭南地区最大的造船基地,有技术工艺一流的大船厂,许多广东名船,如东莞大头船、艚船,新会横江大哨、尖尾船、大龙艇等都可在广州建造。

  广船中的海船大而坚固,多用铁力木建造,坚固耐浸,底圆面高,下贴龙骨,转避灵活;大者长二十丈,适宜在山礁聚集、风涛险恶的南海海上航行。

  清代外销画家煜呱曾画过一幅《广州港全景图》,后入藏省博物馆。画卷长220厘米宽88厘米,作画时间约为1845年左右。不少船舶专家都以这幅画为资料,研究“广船”和“广州港”。

  金行德说,按照清政府的规定,为了便于识别各种大海上的海船,广东的海船,尤为远洋航行船舶,在船首左右两侧涂以红色,所以广东的海船称之为“红头船”。这种海外贸易海船大致是三种:潮汕地区的“红头船”;东莞的“鸟艚”;顺德陈村的“头艋”。“当清代实行一口通商时,它的海船保有量有1600艘,总吨位约20万吨,单船载货量为300~500吨。”——从金行德的研究中可以得知,当时,“广州港以东的洋面,从琶洲到珠江口停泊了大量的洋船、蕃舶与广州进行贸易,江面上各种中国帆船满载着各种货物千帆过,把珠江江面挤得沸沸扬扬,热闹异常,这种繁荣在维持了将近一百年后仍然依旧”。

     文、图(除署名外)/记者 卜松竹

(来源:《广州日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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