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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说文史
你知道广州曾是座炮台城市吗?
有清一代广州存在过204座炮台,既有城防炮台,又有江防炮台,还有海防炮台,这种状况在古代城市中是不多见的
黄利平

  1 清代广州炮台林立 

  广州有炮台这谁都知道,但炮台曾是清代广州一个不可或缺的部分,这却是今天大多数人不清楚的。当年的广州,炮台系统完整、门类齐全,既有城防炮台,又有江防炮台,还有海防炮台,数量之多、分布之广、规模之大、建设之繁复、存在时间之长、在城市位置之显著,在古代城市中是不多见的。

清代外销画长卷中的海珠炮台,为清代早期城堡式炮台
清代中期炮洞式炮台,威远月炮台
清代晚期地陷式炮台,上横档台东炮台
1858年《伦敦画报》刊登的英军在珠江上炮轰清军炮台的画像
东莞沙角炮台克虏伯大炮

东莞鸦片战争博物馆内阿姆斯特朗大炮 

  那么,清代的广州,炮台都分布在哪里?数量又有多少呢?我们来说一说。 

  清代广州炮台集中在三个区域——广州城北的山地、狮子洋以内的珠江航道以及出海口虎门。 

  从清初到第一次鸦片战争前(1647年-1840年)的193年间,广州共建有炮台28座。其中,分布在广州城北的有四方、拱极等6座炮台。分布珠江(南路和北路)的有大黄滘、海珠等10座炮台(这里未计乡民自建的护乡小炮台)。分布在出海口虎门的有大虎、大角等12座炮台。 

  从第一次鸦片战争至第二次鸦片战争前(1841年-1856年)的16年间,广州共有45座炮台,在第一次鸦片战争中,原有的广州炮台基本被毁。战后,除这些炮台被修复外,还新建了不少炮台。例如,城北在修复了战前6座炮台的基础上,新增加了得胜东和得胜西两座炮台。在珠江航道上,修复和新建了龟冈、南固等21座炮台。在虎门,修复和新建了大虎和下横档等16座炮台。 

  在第二次鸦片战争中,大部分广州炮台再次被毁。战后到光绪初年(约1880年)的10多年间,广州修复和新建了16座炮台。例如,修复了城北的7座炮台以及虎门的威远和下横档炮台,新建了珠江上的绥远等炮台。 

  1883年,中法战争爆发,广州作为战区前沿最重要的城市,为防御法军入侵,新建了115座西式炮台(大炮都是当时世界最先进的西洋海岸大炮),其中,建于珠江上的有39座,建于虎门的有76座,而且每个炮台都有自己单独的名字,如克虏、克敌、克胜、威远,等等。 

  综上可见,有清一代广州城曾存在过炮台204座,虽然目前我们还不知道中国沿海其他城市和世界各国沿海城市炮台的相关数据,但是在一座城市的历史上,竟存在过如此之多的炮台,还是非常令人震撼的。同治年间,刚到任的广东巡抚郭嵩焘初次察视广州,就被林立的炮台所震惊,他感慨道:“由省河(珠江)以达虎门,炮台林立,添修者为多,所以防洋船之出入也。” 

  2 广州炮台都有什么类型呢? 

  广州炮台大致可分为三种类型:第一是乾隆以前的城堡式炮台,此时的火炮重量轻、多在3000斤以下,射程多为数百米,可方便地架设在城堡的墙头上,像现时大家还能见到的越秀山古城墙上,当时架设的就是这种火炮。广州的城防炮台都是这样类型。 

  第二是嘉庆以后的炮洞式炮台,特点是便于安放重型火炮,此时的火炮重量多在5000-8000斤,(射程与以前的炮基本相同),只能架设在炮台围墙下部的炮洞中,当时的海防和江防炮台都是这种类型。 

  炮洞式炮台里的火炮,多是广东铸造的前膛铁炮,即从炮筒口装填火药和炮弹,依靠铁炮弹的砸击来伤敌,与西方国家先进的火炮相比,差距甚大,或说根本不在一个等量级上。林则徐曾形象地说:“彼之大炮,远及十里内外,若我炮不能及彼,彼炮先已及我,是器不良也。彼之放炮,如内地之放排枪,连声不断,我放一炮后,须辗转移时,再放一炮。” 

  第三是光绪以后的地陷式炮台(也称半地下式或炮池式炮台,今天保存下来的炮台大多数是这种类型),是一种专为安装西洋海岸大炮而专门设计的炮台。这种火炮重量多在1万斤左右,射程在3500-11000米,依靠炮架的向后滑动来消减发射时所产生后坐力,主要有两种:从后膛装填弹药的德国克虏伯炮和从前膛装填弹药的英国阿姆斯特朗炮,均是当时世界上最先进的海岸大炮。 

  3 为何广州会出现如此多炮台? 

  那么,广州为何要建设如此完善的炮台防御体系呢?这要从广州所处的地理位置和经济地位说起。 

  广州虽说是沿海城市,但它不是直接建在大海边上,而是通过一段狭长的珠江与大海相连,出海口的名字叫虎门——一个易守难攻的关口。今天的虎门是东莞的一个镇,但历史上的虎门是名副其实的广州南大门,千百年以来广州人都是由此进出大洋与世界交往。在这个狭长的水道和出海口的两岸,从清初就开始陆续设置炮台用于广州防卫,由此,广州的安全系数从理论上讲,要高于同时期的中国沿海其他外贸口岸。 

  1757年(乾隆二十二年),清政府决定改四口通商为一口通商,在选择一口通商地点时,朝廷大臣比较关注广州的优势——“且虎门、黄埔在在设有官兵,较之宁波可以扬帆直至者,形势亦异。”也就是说,相比于宁波等通商口岸,广州有虎门和珠江上的水道和炮台的防御优势。 

  后世学者指出,广州之所以最终能够PK掉其他三个城市,主要是朝廷的多数官员认为广州比宁波等城市易于控制,海防安全比外贸利益更重要,政治压倒一切。 

  广州成为唯一口的通商口岸后,来往商船迅速增多,珠江航道日益繁忙,管理口岸的任务也越发繁重,增加炮台来保证航道安全,成为理所当然的要求。1800年(嘉庆五年)后,仅在虎门就相继增建了沙角台、靖远台等11座炮台,而在此前这里只有南山等3座炮台而已。 

  4 出资修建炮台都有些什么人? 

  俗话说:“大炮一响,黄金万两”,建造炮台、安装大炮是非常花钱的事。张之洞曾就广州牛山炮台筹集建设经费的事,向朝廷报告说,购一座口径21cm的克虏伯炮要花白银30000两,为大炮修建一座炮台要花白银4000两。广州炮台设置的大多数是21cm口径克虏伯炮,此外还有少量口径24cm克虏伯炮,价格更不菲。相比于德国的克虏伯炮,英国的阿姆斯特朗炮便宜些,但只是相对而已。 

  按照晚清广州布防115门西洋大炮以及建设炮台的费用,需支出白银约400万两,这在当时是一个天文数字。 

  那么,钱都是朝廷出吗?当然不是。在经济实力不凡的广东,那些富得流油十三行行商以及乡绅,自然跑不掉,他们成为出资的重要力量。例如,1839年虎门修建“金锁铜关”(即两道拦江铁排和靖远炮台),洋行商人伍绍荣等闻议后,“即据情愿捐缴银十万两,以供要需。”鸦片战争之前,广州一次添铸六千斤大炮二十门,八千斤大炮二十门,并同时增建多座炮台,银两就主要来自以十三行为首的粤海关商人。朝廷在批复关天培的请示报告中,就有“均准令粤海关商人捐办”字眼。在中法战争紧迫,需要建设大批新式西洋炮台以保卫广州安全时,不少炮台的建设款项,也由乡绅资助,如虎门的定洋西式炮台,就由绅士蔡信珩完全承担。 

  5 两次鸦片战争中的广州炮台

     清政府虽然花了大量人力物力大规模建造炮台,但可惜的是,这些炮台在两次鸦片战争中,并没有发挥出应有的作用。1841年1月7日,第一次鸦片战争的首仗——中英虎门之战拉开序幕。在第一天的交战中,英军派出大批战舰,炸毁了虎门第一道防线上的沙角和大角炮台,完全控制了珠江口。2月25日晚,英军出人意料地抢占了无人防守的下横档岛,在岛上架设数门大炮,轰击虎门炮台中的核心炮台——近在咫尺的上横档岛上的炮台,让清军措手不及,被动不已。 26日,英军两次出动大批战舰,对虎门威远、靖远、镇远、横档、永安、巩固等炮台发动攻击。不到一天时间,战斗就结束了,虎门各炮台全部被毁,广东水师总督关天培战死在自己的指挥台靖远炮台之上,他呕心沥血经营六年的虎门炮台,在英军面前如此不堪一击,让人扼腕长叹。 

  第二次鸦片战争,广州炮台的结局更悲催。当时炮台数量众多,本可与英军一拼,但由于主持广东大局的两广总督叶名琛采取的“不战、不和、不走”的战略方针,大批炮台以及火炮在几乎完全没有开炮的情况下,全部被摧毁。 

  6 为何炮台在战时没有发挥作用? 

  炮台在实战中没有发挥出威力,原因主要有两个:一是军事实力落后,二是清政府的海防指导思想有误。 

  16世纪以来,西方殖民者渡过大西洋,将印度洋贸易与东亚海域贸易圈连接起来,并控制了主导权。《火枪与账簿-早期经济全球化时代的中国与东亚世界》一书是这样形容这些新兴的海洋霸主的:“左手拿着账册,右手拿着刀剑。他们既是商人,又是强盗,他的买卖是以暴力为后盾的,时常干脆公然抢劫。” 

  就英国来说,鸦片战争时它不仅已经进入工业化阶段,而且成为世界头号资本主义强国。它与中国相比,不论从军事、经济诸多方面均不在同一个档次。例如,跨洋而来的英国军舰虽然也是风帆木船(蒸汽机船极少),但这些船底包着铜皮、张开数桅风帆的军舰,在基本上是内河水师的清军眼里,无疑是风驰电掣在水面上的庞然大物。从火炮数量、质量以及士兵的质素来说,清军与英军也有相当大的差距。清军一个大型炮台如横档炮台才安炮40门,而英军一艘中型军舰“威里士厘号”就有炮74门,分三层安装在甲板及下面各层,这样单边一侧就有37门火炮。另外,这些火炮虽然表面上同清军大炮一样是前膛火炮,但其制作之精良、操炮士兵训练之有素,也绝非清军所可比拟。 

  1834年,发生了两艘英国军舰大摇大摆通过虎门海口来到黄埔港事件。当时,虽然虎门和珠江水道两岸有众多炮台,但面对这两艘不速之客,并没有发挥出应有的威力。为此,道光皇帝龙颜大怒,将时任广东水师提督李增阶撤职查办,亲点大清水师名将关天培接替。关天培任职后,不断买炮建台以增强虎门防御能力,打造开合自如的虎门关口,防止重蹈前任的覆辙。 

  由于水道关卡防御与陆地关卡防御根本不同,在水道,就算两岸炮台再多,也难以及时或完全阻止舰船强行通行。为此,关天培想到了中国古代江河防御的一个老办法,即在航道装上可阻拦舰船通行的铁链。这个设计因造价昂贵不为时任两广总督卢坤所接受,但随着商船和走私鸦片的“快蟹”舰频繁“闯关”成功,在虎门架设拦江铁链的设计,最终得到后任两广总督邓廷桢的支持。 

  1839年,当两道横卧在虎门主航道上的拦江大铁链最终建成后,前去剪彩验收的钦差大臣林则徐对“金锁铜关”十分满意,觉得通过铁链和炮台,终于可以彻底阻拦那些“闯关”船艇。关天培也如释重负,道光皇帝交给他管好虎门的任务算初步完成了。 

  没想到的是,“金锁铜关”在后来与英军的作战中,竟然没有发挥任何作用,不但大铁链在战斗爆发前的数天就被对手从水底破坏,而且在后来的战斗中,英军的战舰并不急着通过海口,而是直奔炮台而来,打掉炮台再从容进入水道,完全出乎关天培等人的预料。 

  当然,这种尴尬局面的出现,与清政府的海防指导思想、布防特点以及水师的任务要求密切相关。要知道,虎门炮台既是广州的海防工事,同时也是广州黄埔港和粤海关管理海口以及控制进出商贸船、查禁走私船的关卡。所以,虎门的“金锁铜关”的设置很大程度是针对商船和走私船“闯关”的,在这方面是富于成效的,但要抵御武装到牙齿的战舰,防御能力就显弱了。 

  有学者说:“清代水师水兵承担的主要任务是外洋巡逻,查拿海盗、查验海船规格、性能、乘载人员、货物等;守兵也以盘查出入口的船只为其主要职责。鸦片战争时,水师无力担负反击英军海上入侵的重任……”对此,作为当时广州炮台防御体系总指挥、广东水师提督的关天培在战前亦明白。1840年年底,当大批英国军舰由北向南返广东海面时,时任两广总督琦善询问是否能顶住,关天培的回答是:“如来船尚少,犹可力争,多则实无把握。” 

  7 清代老炮台在抗击日军中大显神威 

  当然,抛开胜负不说,广州炮台在抵抗外敌侵略中,还是创造了一些可歌可泣的战例。有学者指出,清军在第一次鸦片战争的首仗(沙角大角之战)虽然惨败,“但水师官兵在战斗中表现出了高昂的士气和非凡的牺牲精神。此役清军共战死282人,受伤462人,共计744人。在鸦片战争中,除镇江之战外,我们还找不到何地清军能有如此的拼死抵抗。” 

  在晚清中法战争中,广州炮台对法军起到震慑作用,也实际保护了广州的安全,当时如果没有建成现代化的西式虎门要塞炮台和长洲要塞炮台,则难以扼制法军入侵广州的意图。 

  出人意料的是,晚清修建的西式炮台虽然没能在清朝发挥实战作用,但在建成半个世纪后,曾把日本海军打得满地找牙。 

  1937年9月14日,在虎门爆发了一场自甲午海战以后中日海军唯一的海战——虎门海战。在战斗中,中国两艘军舰依托虎门要塞打退日本5艘军舰的进攻,重挫了自诩为太平洋霸主的日本海军的嚣张气焰。之后,我方在军舰全部被毁、丧失了任何海上支援的情况下,单凭老式炮台的火炮和江中的水雷,依然阻强敌于虎门雄关之下一年有余,直到1938年10月,日军在大亚湾登陆并攻占了广州,虎门依然在中国军人手中。这些历史都是我们今天不应该忘记的。 

  8 老炮台:等待开发的广州历史文化宝藏 

  在广州的历史文化资源中,人们很少注意到千年商埠广州的出海口以及珠江等地还保存有大量的炮台群。据统计,广州现存炮台约70座,是保存古炮台最多的中国沿海城市。例如,在越秀山上保存有清初建成的四方炮台遗址,大学城穗石村保存有第一次鸦片战争后建成的炮台遗址。而保存下来的西式炮台就更多了,除东塱有车歪台外,鱼珠有5座、牛山有7座、沙路有9座、长洲最少还有7座、南沙上横档岛有8座、下横档岛有9座、大角山有10座、东莞虎门最少还有20座。 

  然而,拥有众多炮台的广州,在开发利用这些宝贵的历史文化资源上,步伐却过于缓慢,除了少量像东莞威远炮台依托虎门销烟和林则徐鸦片战争纪念馆得到较好的利用外,其余的大部分未被开发,就是个别开发了的炮台景点,也游人稀少,与景观所应具有的资源效力相差悬殊。另外,我们对广州炮台的研究也极为薄弱,一些景点的说明,连炮台的名字和曾安装过什么大炮也说不明道不清。 

  相比之下,在世界上的一些国家,对已失去原有军事功能的古炮台,进行了有效开发,成为兼具人文景观与自然景观价值的景点。最著名的当属芬兰堡,它曾是芬兰的军事要塞,有众多的炮台遗迹,后被开发成为芬兰著名的景点之一,并被评上世界文化遗产。 

  由此而看,广州这批珍稀的炮台资源,值得我们重视和开发。 

(来源:《羊城晚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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