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曾生:我当广州市长的时候
曾生 胡提春整理

困难时期肩负重任

   1960年10月,中共广东省委第一书记陶铸同志约我谈话。说朱光同志将调去中央某部门工作,推荐我接替他任广东省副省长兼广州市市长。当时我毫无思想准备,感到很突然,便强调参加革命以来二十多年都是在部队度过的,对部队的情况比较熟悉,生活和工作方法也比较适应了,而地方工作自己从未做过,情况比较复杂,责任重大而又缺乏经验,怕搞不好有失党和人民的期望。陶铸同志也了解我的心情,进行耐心开导,反复讲明搞好广州市工作的重要性和有利条件,鼓励我勇敢挑起这个重担。并说,广州市市长的人选问题不是他个人决定的,而是经过省委报党中央和国务院研究后定的,以后还得经人大选举通过。他还说我是广东人,对全省情况比较了解,在广东人民和海外华侨、港澳同胞中也有一定的影响,由我来当副省长兼广州市市长比较合适等等。服从组织分配这是一个共产党员最起码的组织观念。经过陶铸同志这么一说,我也不好再坚持己见了。于是答应先干一段时间试试看,如果行,就继续干下去;不行,我再回到部队去。陶铸同志听了高兴地说:好!先作借调吧。就这样,我在广州工作期间,算是借调的千部,工资关系一直都在南海舰队,没有转出。这样做也可以说是给自己留了一条后路,原来说定是先借调二年的,可是,我接任后,却全力以赴地去抓工作,临时观念或打退堂鼓再回部队的思想无形中已被繁忙的任务冲掉了。

   初上任的时候,正是我国出现暂时经济困难的时期,真正可谓“受命于困难时期”。社会主义改造基本完成以后,我国开始进入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的新时期,但由于我党对迅速到来的社会主义和全面的社会主义建设事业,在思想上理论上缺乏充分的准备,在复杂的国内外环境中,主观指导上发生了失误。大家的头脑发热,过高地估计了主观指导和群众热情的积极的作用,忽视了经济建设的客观规律,急于求成,不切实际地开展全民大炼钢铁运动、公社化运动和大跃进运动。“左”的错误严重地发展起来,以致出现三年严重经济困难的局面。国民经济比例失调,工农业生产大幅度下降,市场供应紧张,人民生活甚为困苦。我到广州市工作的时候,这种困难局面尚未结束。1961年起为了克服困难,国民经济实行“调整、巩固、充实、提高”的方针。广州的经济也进行了调整,压缩了基建和重工业。因而1961年和1962年的工业总产值分别比1960年下降36.7%和40.5%。这时,粮食、副食品和日用工业品供应全面紧张,什么东西都要票证。各机关团体在搞小球藻、“瓜菜代”,吃双蒸饭、甘蔗渣。不少人得了水肿病,还有数万名待业青年需要安置。见此情况,作为新上任的市长,心里是很难受的。我全面分析了形势后认为这些困难都是暂时性的,只要党纠正了“左”的政策,很快就可以恢复过来,搞好广州工作的有利条件是很多的。首先是广州具有优越的自然条件。它位于珠江三角洲的北缘,南临珠江,北倚白云山,土地肥沃,物产丰富,交通方便,文化较高,工商业发达,毗邻港澳,历来都是广东政治、经济和文化的中心。解放以后,它的地位更加重要了。当时帝国主义实行“禁运政策”,对我国进行经济封锁,广州就以其优越的地理环境,成为对外往来的门户,担负着祖国南大门的特殊功能。因此,广州工作得到党中央、国务院、省委的重视和支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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